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写给我看的，我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三十六岁，而我的伯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老年得子，而且是一子顶两门，内中的辛酸和喜悦只有伯父和父亲明白。每逢过年，父亲给我穿戴一新，拉着我的手，去给伯父拜年。父亲总是恭恭敬敬地作揖、下跪、磕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屁股撅起，头挨着地皮，口里喊着：“伯、侄子给您拜年了。”这时，伯父盘腿坐在炕上，脸上笑着，显得满足而心安理得。
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老兄比父哩，我的哥哥比我大（父亲）还亲。”是呀，为了父亲，伯父终生未娶。跑胡宗南那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妈妈从陕北逃难来到凤栖，跟父亲结为夫妻。所以我们的一家来自五湖四海，用伯父的话说：“是用砖头瓦砾凑合起来的一家人。”
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羁绊；思绪像一团乱麻，漫无边际；思绪更像一杯酒，让人眩晕、迷恋，还有那么一点苦涩。
妈妈生下妹妹以后，我便跟伯父睡在一起。那时，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没有电灯，我最早见过的电灯是在看幻灯片的时候。远远的什么地方，一台发电机突突地响着，幻灯机前的灯泡突然亮了，放映员把一张张幻灯片放进幻灯机里，银幕上便显出影影绰绰的图影。记得那是在宣传抗美援朝，喇叭里传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银幕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伯父把我驾在肩膀上，我看得如痴如迷。以后好多天，我们一群光屁股孩子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电”。电对于我们来说，神秘而遥不可及。
那年月，什么都奇缺，唯独太阳笑得灿烂，显得肆无忌惮。早晨，我被热烈的阳光吵醒，耳际里传来的第一声呼唤便是：“卖包子咧——”。贵祥叔站在我家土窑畔上，叫卖声里藏着诱惑，我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蠕动。伯父便从叠着补丁的夹袄里掏出皱巴巴的五百元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一万元等于现今一元钱，下同）买回了四个香喷喷的包子。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接过伯父买回来的包子，爬在被窝里，狼吞虎咽地吃。
伯父的土窑洞里有一盏老麻油灯，我记得从来没有点亮过，做摆设用。那时节虽然麻油只卖五千元钱一斤，可是伯父起早贪黑一天也挣不回一斤麻油钱。后来有了煤油，伯父买回了半斤煤油，用墨水瓶做了一盏煤油灯，也不常点，只是偶尔用用。天刚麻麻黑，伯父便给我扒光衣服，哄我钻进被窝里，然后天上地下，给我讲那些陈年往事。
听伯父讲，我们老家住在县一个叫做支家沟的地方，那个村子座落在xa市和lt县的交界处，闲暇时，村里一些人常常步行去西安城隍庙里看戏，看完戏后又成群结伙步行回到村里。可见我们村离xa市并不遥远。
伯父并没有讲过民国十八年的那一场灾难，只是说关中平原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一到麦收季节，四面八方赶麦场的麦客全都涌到关中，割一亩麦子两毛钱，他一天割过五亩麦子，挣一块现大洋。
唉——，伯父一声长叹：“可惜那样挣钱的好日子并不多，一年只有几天。”伯父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父子两个陕北人到关中赶麦场，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时惊呆了，父亲对儿子说：这么多的麦子三年都割不完，咱们干脆到庙里睡觉去。父子俩睡了三天，起来一看，只见麦子全部割完运走了，农民们为了赶秋种，在割完麦子的田里已经堆满了农家肥，父亲又对儿子说：“哎呀呀，咱们幸亏没有割麦子，你看，田里热死了多少人，起了多少坟堆！”
那误把粪堆当坟堆的父子二人肯定已经作古。现今的关中，xa市容扩大了十几倍，一望无际的麦田被一幢幢现代化建筑逼迫得不停地后退，坐上汽车走半天，才能看见被割裂得七零八落的麦田。奇怪的是，麦田越来越少，可是人们餐桌上的食品却越来越丰富，现代科技使粮食产量数倍翻翻，那种遍地饿殍的现象早已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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