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卿苧是听到了，不免白了眼王秀，神色显得尤为鄙夷。
王秀隐约听到声音，身形晃动间，差点崴了脚。
且不说这些琐事，随着一切进入正轨，北伐的再次被渲染而起，那些躲在阴暗里的人，似乎也偃旗息鼓。
两府再次做了调整，王秀是不动如山，李纲却出人意料，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去接任枢密使，李光担任枢密副使。
原本，枢密院都是知院事或签书院事，地位比较低，此时换成了枢密使，两位老臣执掌枢密院，无形中提高枢密院地位。两位坚决主战的老臣把持枢密院，又传递出一个信号，朝廷要打仗了。
秦桧仍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管邦国经济，蔡易也升迁中书门下平章事，显然是照顾性质，却也那么恰如其分，沈默如愿以偿，成为了参知政事，范宗尹也成为参知政事。
中书门下完全是三相两参，还是和往常一样，有利于庙算的稳定。
只是，秦桧的日子相当的不好受，他是负责邦国经济、民生户口，只是沈默主管海外贸易，包含了一切的对外经济，蔡易也掌控农业工商，这就直接把他给架空了，让他隐隐察觉，王秀有目地的剥夺他的权力。
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越行越远，还和赵构勾勾搭搭，脚踩两条船。
范宗尹也算媳妇熬成婆，原本历史中，他三十余就成为宰相，如今晚了那么多年，也算是聊胜有无了。
当然，从参知政事下来的赵鼎，却被任命为西京留守大臣，兼知河南府事。
就在两府调整的当天，封元火速北上，就任殿前司河东行营副都统制，作为殿前副指挥使的高平，早就在孟州设立行营，各部大军汇集待发。
既然东府有三相两参的格局，那西府自然是一正一副，两府七位宰执共掌邦国重柄。
赵鼎以宣和殿学士身份，外放出知河南府，陈东迁户部侍郎兼差开封府，他们早就在宣布之日北上，提前一步去稳定地方，为大军汇集做最后准备。
凡是大军征战，后方的稳定尤为重要，河南、开封两府的重要性凸显，赵鼎、陈东的北上并非贬斥，反而是委以重用。当战争爆发时，他们要稳定大镇秩序，调拨各地签军，征收汇集粮草种种事宜。
消息灵通者传出，两府商议再次成立北方宣抚处置司，由王秀再次出任宣抚处置大使，全权节制两大侍军司。
这个消息顿时引起争论，很多人不愿看到王秀再次领兵，要知道倾国之战，对于声誉而言何等重要。
届时，王秀的功绩已经到了封无可封，赏无可赏的地位，怎么办？赐死，或许是一种选择，再不就是黄袍加身。
有些人是真不愿看到赏无可赏，唯有赐死的结局，尹焞、李侗、王次翁、喻樗、刘勉之、刘子翠、熊蕃、江贽这样闻名天下的大儒，他们不太赞同王秀挂帅，并非是别样心思，而是真正在意王秀，希望他能够保住晚节，或不至于有悲剧。
不过，刘仁凤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王秀不应该北上节制北伐，而是应该端坐庙堂，让别人去节制这场战争。
各大小报推波助澜，那些论调你来我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各据一词，辩论相当激烈，甚至发展到对个人品行的攻击，越发地热闹起来。
就在此事当口，御史中丞李正民忽然发难，奏当庭请当此北伐前夕，天子康复应主持政务，不应由十岁的太子承担监国重任，差点让王秀俯首待罪。
为何？御史中丞为御史台实际长官，平时并不负责弹劾，宰相并不在乎侍御史的弹劾，却不能不在意御史中丞。要是御史中丞当庭弹劾，被弹劾的两府必须跪地待罪，无论你有没有罪，必须得先伏地称罪。
好在，王秀没有按照制度来，虽说又被殿中侍御史弹劾失去礼仪，却依旧没有下跪，岂不知中丞弹劾宰相俯首的制度，被他无形中改变，的确增强了两府的地位。
此事，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比北伐还要吸引人的眼球，矛盾的焦点汇集到王秀身上。
李正民的言辞恳切，非常有说服力，让人们觉得，既然天子已经康复，为何还要太子监国主政，此时的环境抛开养在深宫的天子，那是和周少主时代何其的相似。
士林和民间风向顿时大变，不少官员上书请天子复出，也有士人和百姓，通过银台司上奏，一切对王秀似乎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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