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的声音渐渐平息，读书人，商贾，百姓们在高大的宫墙上看到了他们的皇帝，三才高声道：“何人击登闻鼓？”
一帮人争相竞答：“我等草民击登闻鼓为陛下不平！”
这是百姓的智慧，法不责众自古有之，并且这登闻鼓确实不是一人敲得动的，非三五人无以响彻宫阙。
赵祯上前压了压手，整个宣德门外便针落有声，所有人都在等待皇帝的发言，他的话便代表着上天的旨意，无论发生多少的地动，只要皇帝还在，便是上天意志的执行人，便是所有人的君父。
因为百姓较多，赵祯便舍弃了文绉绉的话语，用最为通俗易懂的对话方式向百姓说明：“朕知晓尔等敲击登闻鼓乃是为朕不平，但朕的罪己诏确实是朕所书，翰林学士制诰不过是例行誊写，改为骈文而已，莫要牵连朝臣。”
这话一出让百姓动容，在他们看来，都这个时候了官家还要为官员遮羞，实在是太过仁和，毕竟是官员上疏奏请官家自下罪己诏的，否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天灾便是天灾，和官家有甚的关系？即便是老天发怒，也不能说是官家的错，说不定是哪里发生了冤案，说不定是官员之中有奸佞，又岂能怪罪官家？
在百姓们看来，官家这么多年来勤政爱民，对百姓极为体恤，开发岭南之地安排下了多余臃肿的厢军，安排了一部分的闲散官员，也节省下了朝廷的钱财，继而这么多年的开疆拓土，虽年年用兵，但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创办书院，开设文武科举，这些都给百姓有了走上台阶的可能，西征党项，南灭大理，挥兵南海诸国，这使得大宋的粮食产量增加惊人，原本少见的马匹在大宋也变得多了起来，难道这些不是官家的功绩？或是有什么错处？
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读书人便自然多了，读书人多了便是文治，何况大宋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又有格物之学争艳，不再是孔孟之道独领风骚，这算不得文治还能是什么？
文治有了官家的武功也不缺啊！连连用兵怎么了？难道北伐辽朝，收复燕云，完华夏之金瓯也有错？哪个朝臣要是敢这么说，一定会被百姓之中的军属生生打死！也会被寻常百姓给唾弃死！
即便是孩子都知道燕云对大宋的重要，即便是妇人都晓得大宋在燕云栽的跟头！太宗旧事可瞒不住，也没人去隐瞒，如若燕云之地不重要为何太宗两次北伐，既然太宗能北伐，为何陛下不能？
百姓之中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即便是赵祯把罪责从朝臣们身上摘出去，百姓也不认账，他们认为，要不是朝臣们上疏，官家也不会下罪己诏，是朝臣们逼迫官家的，朝中有奸佞，有逆臣！
这下打击的范围便一下从翰林院制诰的身上拉扯到所有上疏官家下罪己诏之人的身上，朝中可是有不少人嘞！朝臣们一时间有些慌乱，但遇到天灾**，皇帝走形式的下个罪己诏有什么？历代帝王都能为之，难道官家就不能这么做？
但他们忘了，历代帝王之中有几个如赵祯一般的？
百姓们可不管这些例行公事的“内部规定”他们只知道官家没错，就不应该下罪己诏，既然下了罪己诏便是被朝臣们上谏逼迫的。
民愤直指朝廷官员，这其实是赵祯不愿看到的事情，因为朝臣是自己选拔任用的，越是显示他们的无能便越是说明自己的用人不淑？
在这个时候，只能解决根本问题，把这些朝臣从中抽离出去，也把自己从罪己诏中抽离出去，那就是东京城地理位置不好，且城池狭小，不堪为一国之都！
赵祯在城墙上把这一问题说了出来，成功的转移了百姓的注意力，东京城地理位置不好？百姓们想了想还真是这个问题，东京城地势偏低，又有黄河水患的威胁，前几日的地动，已经使得好几处黄河堤坝破损，要不是修缮及时，怕是少不了一场水患！
人群中自然有人把东京城的问题引到了阴阳术法上，称东京城龙脉受损，不宜为京师重地！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当年太祖欲图迁都一事，种种原因都说明现在的东京城不适合作为帝都。
人是随大流的多，一个人这么说，俩个人这么说，千百人这么说，上万人这么说，于是东京城不适合作为都城便成了事实，何况最为关键的是，官家也这么说嘞！
朝臣们此时目瞪口呆，没想到官家直接就把话题和灾难引到了东京城上，也把问题延伸到了迁都一事上，迁都？！许多朝臣都想过但都没当一回事，在他们看来迁都根本就不可能，即便是官家有意迁都，这东京城中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就让官家不能动手。
别忘了，官家的产业蔡记，皇后的产业碧雅轩，可都是在东京城中，虽说蔡记开遍了天下，日进斗金，但东京城才是它的根本！迁都对蔡记的损失有多大？对皇后的碧雅轩损失有多大？
可现在，官家好似一点也不顾及这些，当着百姓的面说出东京城不适合定为国都的时候，这就是在向百姓宣告，大宋将会迁都！
天子之言出口成宪，一旦说出便不能更改，在场的百姓又有这么多人，官员们自然不能当众否定，只能让官家三思，可是如果这么说，便又把问题拉回了罪己诏上，东京城没问题，那是不是就是官家有罪，朝臣有罪？
朝臣们陷入两难境地，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以现在百姓的态度，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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