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民怨
徐伟家财清点的结果，仅白银就超过五百余万两，珍宝不计其数，实属一个吃民脂民膏的赃官。游街之日，杭州城内，万人空巷，叫骂声响彻街路。人人都道徐伟该死，也有人追问：为何不处死这样的赃官？其结果，戴恽的求情，成了众人皆知的事情。而户部查账结果的公布，使很多人怀疑，真正贪污巨款的是戴恽，听他使唤的徐伟，不过是练了点戴恽吃剩下的骨头而已。国王不追查戴恽，只因为想跟他的女儿成亲，惧怕戴家的兵权。民怨不能伸张的时候，常常演化成民怨的沸腾。
徐伟游街，只走了短短一段路，场面就失去了控制，虽然吏部派出了十多名官吏，押解徐伟游街，但面对着如暴风疾雨一样投掷来的砖头瓦块，这些没有盾牌，也不会武功的吏部官吏，也只有躲避的份。徐伟的游街，最后变成了石块砸活人。因为场面混乱，连凶手是谁，吏部的官吏都没有看清。等禁军闻讯赶到，驱散老百姓的时候，徐伟早死了多时，这个因元帅求情，被国王赦免的赃官，最后死在了老百姓的打砸里。
徐伟家产抄没后，罗城禁军翻修火毁房舍的钱，有了着落，不仅就开始动工修建。
这之后的朝会，钱弘佐又恢复成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倾听母亲和大臣议政的状态，但已经没有哪个大臣，再敢轻视这个在朝堂上，少言寡语、尚未亲政的少年国君。而且很多老于世故的大臣，预感到钱弘佐可能并不是一个“仁君”，触犯他的下场，就算有大元帅求情，也可能是死路一条。
与钱弘佐相反，戴恽的官声降到了最低点。他以往曾被百姓认为是保家卫国的守护神。而今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人议论：他是侵吞国库的奸贼。在这样的官声下，即使以后真的靠暗杀钱弘佐取得王权，如此不得民心，也难保不被群起而攻之。经过与亲信反复商议，戴恽拟正式提出增加军费，以证明许太后和钱弘佐核准的军费不够，他让原户部主事徐伟多发军费，是出于公心。至于徐伟贪赃枉法，那只是徐伟一个人的罪行，与他戴惲无关。
就这样，甄伏主理户部不久，连太后准许的筛查徐伟下属的事，还尚在进行，戴恽就在朝堂上，公然提出了增加军费的请求。并称因额定军费不足，他万不得已，才让原户部主事徐伟，额外拨发军费。
许太后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当时征收秋税的时候将至，许太后令甄伏，尽快把户部下辖的官吏确定下来，依据秋税的征收情况，再决定是否增加军费。
秋税的征收，很不理想，进度缓慢。徐伟任户部主事的时候，经常借故增加赋税。禁军翻修火毁房屋，他立即想到的就是借此加税，是习惯成自然的做法。因为收税几乎成了他及手下发财的渠道，为中饱私囊，税官对百姓所缴纳的粮食等物，压等压价，而且发明了黑心秤，所称斤数仅为原重的七八成左右。再以高等、高价、原重冲入国库，这其中的差额，就变成了徐伟等人的外财。而且征税的方式十分苛酷，多以不交税就抓人这种方式，逼迫百姓缴税。很多交不起税赋的百姓，甚至在牢房之中被活活打死。因其手段毒辣，百姓敢怒不敢言。穷苦人家遇到灾年，只好靠借贷度日，甚至借高利贷。由于百姓连年困苦，这一年秋收之后，债主催债外加官家收税，使众多百姓难以承受，导致秋税征收困难。
甄伏在当大司农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赋税沉重伤害农耕，百姓早已不堪重负。但如今他身为户部主事，职责在身，在征税困难的情况下，他决定亲自到各州督办。
甄伏是吴越国的大儒，同情百姓疾苦，又有读书人的气节，不愿采取逼征的形式。他巡查各州时，亲自到百姓家劝缴，原本准备用诸如缴税就是爱国，爱国就是保家的道理，说服百姓尽早缴税。再辅助以公平的征税方式，来缓解民怨。但亲自到百姓家探访之后，看到他们家徒四壁、衣衫褴褛，有的甚至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甄伏意识到:并非刁民抗税不缴，而是多年苛捐杂税的重压,令百姓苦不堪言。赋税问题比自己想象之中更加严重。这次巡视，促使甄伏决心回朝后，建议许太后减轻赋税，让百姓修养生息。
回朝途中，甄伏日思夜想‘解困救民’之法。而他没想到的是，戴恽早已听说他督税收效甚微，暗中和亲信大臣密谋，借此发难。将甄伏回朝之日，变成他解职之时，重新夺回户部的操控权。
这日甄伏回朝复命，在朝堂上长跪施礼，许太后再三让他平身，甄伏依旧跪地不起，道：“启禀太后、启禀圣上，微臣去各州催缴秋税，未能完成使命，有负太后、圣上所托，还望太后、圣上降罪。”
许太后问：“秋税难征的缘故，是否因为粮食歉收？”
甄伏道：“我吴越国为抗强敌，广征男丁入伍，从18岁到50岁均在征兵之列。男丁去后，家中只剩下老弱妇孺，他们劳作困难，收获大不如前。徐伟担任户部主事时，苛捐杂税众多，百姓缴纳不起，只得变卖家产，甚至举债度日。今年秋收之后，很多百姓被债主所逼，缴纳赋税困难。如果强压重税，民户恐将弃家而去，成为流民。这流民一多，商贾必然生意难做。长此以往，将百业凋零，我吴越国的国力会日渐衰微。臣斗胆请太后、圣上下旨，减轻今年赋税，让百姓能有喘息之机。”
许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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