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欧洲三国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涉在堺港进行。
这次交涉，三国的主要负责人是英国驻东方大使贝伦伯爵，这位伯爵全权负责英国在东方的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位高权重，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花瓶。
原因很简单,因为交通和通讯的问题，欧洲与东方的往来本就不多，又是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紧张，使得欧洲三国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时常受到刁难，所以东西方贸易的大头仍然被帝国掌握。
而在战略态势方面，帝国虽然已经过了主要的扩张期,但在国际事务之中仍然采取相对主动的态势，在东方固本培元,在西方合纵连横。也就是说,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疲惫应对来自帝国的挑战，相反，却很少有机会前往东方给帝国找茬。
因为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帝国的外交体制的配置采取前重后轻的体制，一直以来，除非帝国派遣裕王这样级别的官员前往欧洲，总揽帝国对外战略，否则帝国主要的对欧外交权力核心在西津、苏伊士与休达三地。
掌管西津是帝国的荣亲王，可以说，除了外交战略设定这样的底层构建，荣亲王李素几乎拥有帝国一切对欧的决策权。而外交部在派遣对欧使者驻扎休达，这个使者则是主要负责联络驻欧各国的大使馆，同时担任帝国驻国联的大使。
而苏伊士的绍杰，则负责帝国在北非和西亚在内的阿拉伯地区的事务,但因为与欧洲关系纠葛,他也需要承担一些对欧事务。
虽然有三个核心,但李素拥有最高决策权，除非战略事务,其实都未必要请示国内。
而外交事务，从来都是纷繁复杂的，所以，欧洲主要国家驻帝国申京的大使往往就是一个花瓶外加传声筒，很多时候没有多少具体事务。而驻扎帝国西津的领事馆，才是与帝国进行联系的主要外交机构。
帝国的前重必然导致了欧洲方面的前轻。
贝伦伯爵能成为英国驻帝国大使，更多是因为其尊贵的身份。而英国虽然在日本京都设立了驻日大使馆，但大使一职长期空缺的，反倒是英国驻长崎的领事更为重要。
因此贝伦既是驻帝国大使，也负责英国在东方的全权事务。
在京都事件中死难的倒霉蛋里，有英国人也有法国人，唯独荷兰人没有伤亡。而法国在东方的外交存在，更是流于表面，甚至连驻日本大使都没有，其在日本的事务，长期由英国和荷兰方面代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拿不出一个能出面的人。
因此,贝伦伯爵成为了主事者。
这其实也与各国的底蕴有关,在前帝国时代,荷兰是东方海洋的霸主，虽然殖民势力被驱逐了，但贸易却从未中断过。而英国长期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与帝国的贸易非常频繁，更是在次大陆地区拥有不少利益。
而法国当年虽然也创立过东印度公司，但其实与丹麦、瑞典是一个级别的，在帝国崛起之后，就更没有多少存在感了。
贝伦伯爵拥有一头银色的头发，他抵达日本之后，双方进行了预交涉，贝伦伯爵提出的要求就是谈判地点不能设立在京都，必须选择在海港城市，虽然他想在长崎，但最终双方妥协，定在了堺港。
堺港位于后世大阪的附近，早年是不弱于长崎的贸易城市，德川幕府建立后，逐渐没落了，但随着日本开国，再次复兴，尤其是铁路开通。但这也挡不住大阪的崛起，并且逐渐取代其的趋势。
谈判的地点定在了诸贤楼，这座楼在当地称之为红楼，因为是一座五层的小楼，红砖砌筑的。曾经也是堺的权力中心，那还是在第一次日本内战期间，帝国强迫日本开国，堺港就是当时的通商口岸之一。
在那次战争中，德川幕府的利益被削弱，其中大部分被西部大名瓜分，但帝国为了贸易便利，也为了寻求支持，选出了十个城市，作为自由贸易城市，不受德川幕府或者任何一个大名的控制，而是组成和议会，而不论身份阶级，只要肯出钱缴纳赋税，就有资格竞争和议众。
这种模式盛行一时，但这些和议众，尤其是里面商人出身的人，很快成为了日本所有保守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随着日本第二次内战，德川幕府抬头，封建领主们反攻倒算，各地的和议会取消了。
那些商人要么成为依附于封建领主的特权商人，要么成为了买办，要么成为了大资本家，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只不过已经不是独立的一方势力了。
和议会在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属于异端邪说，邪教一般的组织，但是随着日本这些年思想的解放和外来事务的冲击，尤其是维新社的大肆宣传，当年和议会又被给予了正面评价。
说白了，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强国，无论东西方，都有类似的组织，哪怕是沙皇俄国，都有一个贵族组成的杜马议会。这被视为潮流，也被认为政治的未来。
而现在，日本又有了一个新的和议会，列藩会议。
堺港作为京都对外联络的门户，已经建设了铁路，因此列藩会议代表前往京都的时候，总是会在这里聚集，私下开一个会，因此红楼改名为诸贤楼。
贝伦伯爵的一头银发在日本相当的惹眼，但他抵达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处于喧嚣之中，但贝伦清楚，那不是欢迎，而是被民族主义热情点燃的日本民众对他的示威。
《皇国报》等大批的日本报纸，已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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