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五八五年，是为明万历十三年，大明帝国走到了他的第二百一十八个年头。这一年，执掌帝国权柄的张居正已经不在，名义上统治这个帝国的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被后世人鼓吹为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实际上，对他的评价可以从他的谥号看出来。他被称为“明神宗”，以“神”为谥号，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一五八五年是万历皇帝亲政了三年，前一年，年轻的皇帝在谒陵的时候大张旗鼓地督视御林军。这种行为，引起了当朝大臣的高度警惕。这支御林军由帝国的天子直接掌控，是在前“首辅”张居正的同意下组建的。御林军的最高统帅是御马监太监，换句话说，这支军队是掌握在皇帝的随从手上的。
御林军这几年不断扩充规模，已经超过了朝廷官员的容忍程度。
在一五八五年，帝国的最高官员，首辅申时行是一个信奉中庸的人。在前任首辅张居正的时代，申时行曾被认为是张居正的心腹。但实际上，申时行被选为张居正的接班人，并非因为他能够忠实贯彻张居正的政策，而是因为他在天子和文官之间的沟通能力。申时行实际上做的事情并不是协助皇帝执政，而是向文官妥协。在张居正死去后立即被清算的政治环境下，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能力。
面对朝廷官员们集体的压力，申时行不想得罪天子，也不敢让御林军继续发展下去。申时行找到了执掌御林军的将军们，他说了一句，“尔等不见江彬之覆么？”
这看似轻飘飘一句话，让一众“负剑挟弓”的太监不寒而栗。
在帝国的后期，身体上残疾的宦官，或者说太监，是皇帝唯一可以完全掌控的人员。缺乏生育能力的宦官没有一代一代积累权势的能力，他们一切的权力来源于天子的任免。这种制度让天子对他们的控制更加有效。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宦官们是无知的。实际上，作为帝国的高级行政人员，宦官同样知晓帝国的过去和现在。所以，他们能够理解申时行这句话的含义。
江彬的故事是帝国所有人都熟知的一件事情，这段历史让宦官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全。申时行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代表，他所说的这句话，无疑是对宦官兵权的一种警告。依靠理智的判断，宦官们更改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作为万历皇帝选择的带兵将领，转而向万历皇帝劝说。帝国天子如果想掌握兵权，唯一可以依赖的宦官。但是现在这些宦官不但不愿意完成任务，更反复向天子建议放弃兵权。
很快，帝国的御林军就失去了系统的指挥和行动能力。天子名义上至高无上，实际上却寸步难行，皇权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
御林军的这一次失败，使得帝国的天子大为失望。帝国辽阔疆域几千里，各方面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天子的权威只是一个虚无的牌位，没有任何实际威力。万历皇帝失望地放弃了一切的锐意进取，躲进了紫禁城，甚至懒得出城。他开始仇视文官，最大程度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在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上，他拒绝和文官合作，一度在各地没有长官的情况下不任命地方官员。
而在帝国的财政上，天子做了挽救帝国的最后努力。他决定为朱家的“后世子孙”积累一些国运，放弃了轻徭薄赋的传统税收政策，使用宦官向帝国正在兴起的工商业征收商税。由宦官担任的税监奔向全国，向那些富得流油的工商和矿业豪强征税。
实际上，从南方的市镇到北方的关口，帝国的工商业早已经被世代传袭的缙绅控制。不止是工商业，江南书香门第，晋商官宦世家，甚至选拔帝国官员的科举制度也已经被这个集团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损害缙绅－文官集团的工商业税收自然受到文官的极大阻挠。
“税监之害”，很快就被被掌握了舆论的文官们描述成了灾难性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抗税的民众，被政府的文官颂扬为英雄。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向满清投降大批文官修《明史》，在官方史册中添油加醋地把这个税收制度描绘成了洪水猛兽。但那些史家刻意掩藏的”银子，却实实在在的延续了明代的性命。
几十年后，当大明朝烽火四起即将倒塌的时候，富得流油的帝国却发不出军饷。无论是西南彝人叛乱还是辽东鞑子叩关，帝国国库——太仓库的存银都是远不敷用的。后代的皇帝能做的就是动用内库银。帝国的继续延续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库银四处救火。万历皇帝的这笔银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几乎是这笔银子花光的同时，帝国苟延残喘的寿命也结束了。
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到万历皇帝练兵失败这件事情。
在帝国的历史上，练兵失败这件事情并不显著。在大多数的史书中，这件事情不但不受关注，而且根本不予记录。但其对帝国政局的实际的影响力，却大得难以想象。这一次的失败的影响，远不止让万历皇帝走进皇宫，不再和文官合作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帝国最后一次中兴的努力。它的失败注定了帝国在之后六十年中，面临的一切。在当时的政局上，这一次的事件直接反转了各方面的势力布局。
练兵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皇权失去了军队的拱护。帝国的内部，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皇权了。换句话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日益畸形的社会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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