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竞选演讲？”
袁绍凑过头来观看布告，曹操给他让出了个地方。“演讲”这又是党校长的个新名词，看过了布告里说明的关于演讲的具体过程，袁绍才算大概明白演讲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说他对演讲本身并没有什么抵触，但是想到演讲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都投他的票，就感觉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我辈虽非当今名士，但也多为名门贵冑，行此求票之举有失体面，万万不可。”袁绍看完布告之后，立即转过头来对曹操如此说道。但接下来他话锋又一转，补充了一句，“但若能借此机会一抒己志，亦未尝不可登台演讲。”
曹操听了袁绍的意见，没有接话，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敷衍了一下。袁绍虽然说话好像两头讨了个巧，但他大概真的会在演讲时来篇文辞华美的赋，表达他当上学生会主席后的雄心壮志。身为他多少好友的曹操都这么说了，那么就绝对错不了。
但是曹操此时却在肚子里琢磨着，党校长究竟想让他们在“演讲”中都说些什么呢？党校长此举必有深意这是一定的，曹操这都认识他半年了，还从没有见过他搞出一些稀奇古怪但却没什么用处的“形式”呢。
是的，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党爱国十分讨厌所谓的“形式主义”，因此他平时根本不会规定学生这个应该怎么做那个应该怎么做。放在古代人看来，就是党神仙不拘俗礼——或者也可以说党神仙太不“讲究”，根本就和不通礼节的蛮夷之人没什么两样。
唐初大儒孔颖达所著《左传注疏》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民族过去一直对于“礼”看得很重，后世虽然平时好像把这些“封建礼教”的糟粕都给扔到沟里去了，但一到婚丧嫁娶节日寿辰的时候，迎来送往之间的“礼数”却是一个都不能少。
不过曹操就算再怎么天才，短短的几息时间里，也想不出来到底“演讲”都有什么好讲的。一般这种时候，大概也就是吟诗作赋，歌以咏志的吧？看来即使是曹操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将“利益”光明正大地摆在台面上说清楚呢。
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崇尚的不是“务实”而是“务虚”。像刘备也是在党校长的教导下，才疑虑重重地准备搞点“务实”的东西，却还怕其他同学耻笑。其实就算到了现代也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老实工作的工人、认真搞科研的学者，反而会成为其他人嘲笑愚弄甚至是排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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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袁绍、曹操这两位候选人的竞选资料也被贴在了宣传栏中——如果不是党爱国要求所有参选者必须在这几天提交资料的话，他们恐怕根本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宣传栏”上。
毕竟“竞选”这种行为本身，就不符合“谦让”这种中华传统美德。在这个时代要想当官，大多数人也只能想个办法让自己出名，然后等着别人主动来“推荐”他。
虽然说这种推荐也多是暗箱操作，世家大族们在背地里互相进行着利益交换，今天我推荐你的子弟，明天你推荐我的子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明面上去跑官求官买官的行为还是为人所不齿的。
更何况，把资料挂在宣传栏上，就好像是他们为了竞选，像商人吆喝卖货一样主动宣传自己似的。早就和党爱国有所接触的曹操和袁绍还算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其他一些原本也有点想要获得主席那个位子的人，比如名士刘表，便彻底打消了这一念头——实在拉不下那个脸啊。
像汉灵帝当时就是明码标价公开卖官，从公卿到地方官员明码标价。有钱的先交钱后授官，没钱的先授官再交两倍的钱。像段颎、樊陵、张温等厌世虽有功勤名誉，也都是先交了钱，然后才登上了三公之位。
当时出自博陵崔氏的名士崔烈，给了汉灵帝的保姆程夫人五百万钱之后被授予司徒。拜官的那天，汉灵帝对身边的近侍说，“这官卖得便宜了，应该可以到一千万钱的。”程夫人则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会买官呢，要不是我牵线连这些都没有。”
朝堂上的人听见之后将此事传开，崔烈的声誉就受到了损害。崔烈很不安，问当时任虎贲中郎将的儿子崔钧——即和诸葛亮是好朋友的崔州平，“我现在位列三公，大家怎么评论？”崔钧说“人们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有名声，不会成不了三公。但是你现在上位了，大家觉得很失望。”
崔烈问为什么，崔钧就说“说话的人嫌弃你身上的铜臭”——这就是铜臭一词的由来。崔烈闻言大怒，抡起手杖就打。
崔钧狼狈逃走，崔烈骂道，“你想死吗，你父亲打你你还跑，这是孝顺吗？”崔钧回答说“舜伺候他父亲的时候，打得轻就挨，打得重就跑，所以这不算是不孝”。听了这话，崔烈觉得是自己的不对就停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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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像刘表等名士对于“竞选”这种事情很不以为意，但是有个和他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人，便是同为汉室宗亲的刘备。
像曹操和袁绍两人，虽然正式参选，成为了中央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候选人，但他们也只不过参加了请客吃饭的频率。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在饭桌上谈事情。而刘备则不同，虽然他也顿顿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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