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中的诸位“掌舵人”在皇甫嵩府上的讨论，其内容并没有广泛流传出去。起码就算是参加了那场宴会的青年俊彦们，也不太清楚自家老爹们到底都说了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够在那里争执得面红耳赤。
总之在那次宴会之后，一切好像都和往常一样。各家子弟之中，能够获得中央大学推荐名额的都穿着校服乖乖地上学，没有入学资格的，也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了完整的课堂记录，主动或被动地在家自学。
完全与这种学习科学知识的风潮无关的，大概也只有孔融家的子女了。孔融自己不学习科学，也禁止孩子学习科学。而且他和之前一样，继续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督促孩子背诵经典。孔融的孩子们对于学习什么其实没有意见，他们有意见的，只是在中央大学里上课的学生们会经常学习些有趣的东西，而他们只能干坐在家里背书背书再背书。
其实绝大部分在中央大学上学的年轻学生们，回到家后多半还要在老爹的监督下继续学习各种传统经典——因为他们认为那上面的知识同样对孩子有益。只要是有益的，他们才不管是什么，都会让孩子学习。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开明家长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而那些不开明的家长，因为孩子是被党爱国强制招收了，所以更得补上传统教育这部分，以免丢掉所谓的“家族传承”甚至是“华夏文化”。这部分人认为，只要和中国不一样，但又和狄夷一样的知识或习俗，那么就是应该警惕的。
知识还好说，毕竟它的有用性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使用公历，学习拼音，简化文字，使用桌椅，穿上窄袖的衣服，甚至是像党爱国一样把头发剪得像罪犯一样……这些好像都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虽然有的话也许是方便那么一点，但没有的话也只不过是麻烦一点而已。就算麻烦一些又能怎样？没有这些“证明”，那么华夏和狄夷又有什么分别？
现代的各种事物，它们在设计制造时，更多的考虑其实是在“有用性”方面。所谓“文化要素”，只在“艺术性”的某些方面里表现出来。而这一点“文化要素”，到了当地就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和当地的文化相融合、相适应。
所以党爱国根本不担心将也许有些西方文化要素的事物或行事习惯拿过来，中国文化从此就被消灭了。毕竟从古至今，那些自然流传过来的异族文化远比党爱国带来的要多得多，而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因为我们中国人始终站在这里。
那些但凡因为看见了哪怕一点点西方文化，便要激动得好像火烧屁股一样从椅子上跳起来的“爱国人士”们，纯粹是印证了一句十分应景的话：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说白了这种过分敏感，以至于有些神经质的举动，只能说明他们内心的软弱自卑，以至于让他们无法科学、客观地看待中国文化的强大之处了。
不过也是——毕竟在近代史上，东方文化可以说是彻底被西方文化打败了。那么按照成王败寇的思想，输了的就一无是处，好也不好。但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以整个泛东亚文化圈各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真的需要那么被怀疑吗？
西方的强大，可以说是科学的胜利，而不是文化的胜利。而科学代表的是世间的真理，宇宙的客观规律。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发展科学最后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那么科学的具体应用本身——即是更加科学的事物，更加科学的风俗，更加科学的文化，有必要仅仅因为期来自西方而抵制吗？
这些先进事物和观念来自西方，在创造时自然会带上西方文化的烙印。但东方文化也自然会在吸取过程中，将这些西方文化磨灭或者“本地化”。如果有一些得以保留的地方，那便说明在具体的吸收过程中，东方文化认为这些地方与自身文化并不冲突，即使留下也无伤大雅。
不过从古至今，有的是人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诋毁“变革”，哪怕他们自己正享受着这种变革带来的好处也是一样。
这也就是他们和党爱国的思维不一样的地方了。按照党爱国的思维，能方便一点，干嘛非得要麻烦一点呢？更有效率难道有什么害处吗？要知道即使只是更有效率一点，各个方面积累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对于党爱国来说，他只考虑更科学、更有效率、更能带来益处的东西，至于其来源是东方还是西方，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文化这种无形的产物也是如此，只要用着更方便，只要是能让中国强大起来的东西，那么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到了我们手里的，那么就是我们的东西了嘛。
更何况，党爱国带回来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说在三国时期的西方发源地还根本没有出现。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文化，这些古代中国人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之意。而党爱国就算讲清了厉害，也并没有在全国强制推行任何一种会受到“古代人”强烈抵制的新事物。
比如说推行公历纪元，所有人都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毕竟就算不改成公历，皇帝年号也不定期地就换一下，麻烦得紧，何况旧历法的准确度又没有新历法高。至于为什么将189年前定为元年，那只是为了配合党爱国的“观察者”上的时间罢了。
既然实际上用哪一年当作元年都没有区别，那么党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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