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布告：自即日起对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对德赔款与欠款，解除德国驻华军队的武装，接管德华银行，没收具有德国官方背景的在华企业，德国驻华外交官也限期离开中国。不过对德国侨民则仍表示友好，在中国各部门服务的德国人一体留用，各地德国商人照常营业，传教士照常进行宗教活动。德国公使辛慈下旗归国时，黎元洪还赠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辛慈于3月27日过上海返国时，上海官方还派人到车站迎送，兵士举枪致敬，军队奏国乐如仪，一切礼节就和未绝交以前一样，正应了中国一句传统的俗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而同一天在外奔波了大半个月的唐团长领着由三名德国军官、三名德国士官组成的“私人顾问小组”回到了张家口，除此之外唐团长还已极低的价格收购了部分德国人在华的产业，其中就包括位于宣化的宝兴煤矿，汉口的礼和机器制粉厂，位于天津的固本肥皂公司、加利五金公司等以及其余部分中德合资经营公司中的德国股份。辛慈公使也履行自己的承诺偷偷将部分驻华德军的武器移交给唐团长，德国在华最大的礼和洋行也低价出售了部分库存军火，只是量都不是很大。可喜的是居然有六门1908年克虏伯75山炮，据说原本是南方的革命党订购的，好几年一直没有交货，只是目前这些军火只能放在曾家位于天津租界的货栈里。
回到张家口之后，在德国“私人顾问小组”协助下唐之道又对混成团重新进行编组，最重要的就是将新兵营分散到其余各营各连，让老兵与新兵搭配，同时消除新旧两支部队之间的隔阂。多伦一战既锻炼了混成团，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还是射击命中率低，班排小分队内部协同能力差，拼杀过程当中战术小组的配合有急用基层军官战术水平等。这两三个月空下来，正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在下一次的战斗当中以最小的伤亡消灭更多的敌人。
可关内各方尤其是府院两方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对德绝交而停息，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黎元洪大总统认为对德的一篇文章已经做完了，可是在段祺瑞而言却认为这个问题只走一半的路，还有另一半宣战问题没有做。所以黎、段两人的恶化关系，并未因对德绝交而缓和，反而因此更为恶化。因为段认为对德绝交案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对德宣战案。
地方上的军阀政客社会贤达对是否参战也是争论不一，众说纷纭。就连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徒也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康有为首先发表《绝交后之紧急问题》一文以鼓吹对德宣战，康有为则在电报中激动地说：“请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居然以伍子胥自居，各地手握重兵军阀为却出乎一致反对参战。
段总理参战的本意当然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之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受了协约国必胜的影响，认为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国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他的左右告诉他的尽是不利于段的资料，这些资料也都是事实，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对这些林林总总的讯息，唐团长都嘱咐京师的曽禄第一时间收集并通过商电转给他。尤其是随着今年那件彻底改变民国政局走向的大事件的临近，唐之道越发的不淡定。
张家口虽说离京城不算太远，一天的火车就被可以到。可毕竟铁路控制在交通部手中，到时候能不能派上用场真说不好。要是靠两条腿飞奔过去，可能黄花菜都凉了，别说吃肉，骨头都啃不着，最多喝点汤，闻闻香味而已，到时候恐怕混成团还只能是混成团。但这种事情只能在唐团长心里嘀咕一二，总不至于现在去跟部里说，某人将于某月某日干什么，尽管某人的心思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某人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至于傻到真那么做。部队的调动全在陆军部手中，可眼下京畿事态还算比较稳定，府院双方的斗争也没有到图穷匕见的地步，还停留在打嘴仗上。退一万步讲，京畿四周的驻军并不少，光在南苑、北苑就有去年新改编的十一、十二、十三三个陆军师，外围还有驻扎在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驻扎在天津马厂的陆军第八师，驻扎在保定的陆军第三师。
可四月中旬一件突发的事情却让唐团长从中闻到了一个向京畿靠拢契机，只是这个契机能不能抓住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甚至也许根本就跟自己沾不上边。此时并非发生在察哈尔境内，而是临近察哈尔的怀来延庆境内。驻扎在此地的直隶第五路巡防营发生兵变，劫掠怀来县城，目前正向四周的县区扩散，按理说此事发生在直隶理应由直隶督军处置，可偏偏不是那么回事。
民国承继前清，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做大，从民国初年开始就尝试所谓的军政分离，在省一级单位分别设置督军、护军使管理军务，省长管理政务，只是民国肇始就是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大爷，因此所谓的军政分离一天都没有实行过，各地的督军基本上都是军政大权在握，省长不过是提线木偶，傀儡而已。放眼整个华夏几乎所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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