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斯坦连夜赶制的报告发到德国外交部后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相反外交部的头头们还觉得他有点越权及不靠谱了。你一个驻华使馆武官的报告不写中国的情况（中国局势、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偏偏要对统帅部的大战略指手画脚，不是越权是什么，而且这份报告完全是你个人观点也就罢了，毕竟你身在中国关心欧战鼓捣点东西出来也有情可原，偏偏你在报告的开头就指明这是一位中国军人（也算还不算）的看法，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尽管如此出于谨慎或者看在这份报告本身极为精彩的份上，外交部还是把它转给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极为聪明的参谋们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先是愤怒，你们外交部转这样一份报告是什么意思？打脸吗？笑话，作为这个星球上最优先的参谋部难道还要别人来教如何打仗？既而又是震惊，这份报告的论断尤其是对战争初期德军失误的总结与总参谋部放在保险柜里的那份极为的近似，而且这份报告所引用的数据也与总参谋部掌握的相近。再次就是大笑，因为该份报告很多观点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内部瓦解沙俄这个巨型帝国更像天方夜谭，更为关键的是这份报告极力主张将重心放在东线，这和德国统帅部正在进行的战略是截然相反的，凡尔登的炮声已经响了两个多月，好几个德国军正从东线赶来。最后这份报告根本没有被交给总参谋长法尔肯，直接锁进文件柜里，除了经受的几个参谋外知道的人都很少，直到两年之后德国败局已定时候才有人想起这份报告，但一切都已晚了。
正如无数前辈们所说的那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某些小人物的三言两语而改变。唐之道依旧是个卑微的翻译官，唯一值得高兴的是武官处甚至整个大使馆的德国军人都非常的尊敬他，这让他这个二等公民当的还不算憋屈，但这样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德国败象一露，中国在英美日等国的压力之下就会同德国断交、对德国宣战，那时他这个高薪的工作也就当到头了，只能重新成为无房无车无工作的**丝一族。
“唐，今晚有个酒会，跟我一起出席！”
“唐，明天下午陪我一同拜访贵国的xxx！”
“唐，请帮我把汉斯送过来的几份中文文件翻译成德文！”
………………
翻译官的生涯是如此的清闲与惬意，让两世都漂泊无定的唐之道有点恍然如梦的感觉。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个多月来频频发生一些大事使中国的政局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1916年４月１７日，北洋系实力最强的两大诸侯江苏督军冯国璋、长江巡阅使张勋宣布调停时局办法大纲八件即承认袁仍居总统之位，慎选议员，重开国会，惩办奸人，编定军队，遵守元年约法，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撤回川湘前敌各军，大赦党人等。
４月２３日，袁大总统特任段祺瑞兼陆军总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王揖唐为内务总长，孙宝琦为财政总长，张国淦为教育总长，金邦平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王士珍为参谋总长，庄蕴宽为审计院长。
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岑春烜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章士钊为秘书长，温宗尧为外交局长，杨永泰为财政局长，钮永建为军事代表，谷钟秀为政治代表，蒋方震为作战计划主任，公布宣言，不分党派省派，一致讨袁。
5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烜为副抚军长，摄行抚军长职权，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焜为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唐绍仪为外交专使，李根源为北伐联合军都参谋。
同日孙中山在上海宣言，与各方协同一致讨袁，尊重约法，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通告汉口田桐、山东居正、香港朱执信，暂沿用五色旗，俾不致与滇黔等省有所猜疑。
5月9日蔡锷电复段祺瑞、王士珍：一、袁立即退位由黎元洪继任；二、如黎难胜任，可托辞辞卸，以国务总理摄政；三、撤退前敌军队，南北共商善后；四、以特别条件规定选新总统。
“都是前些天的报纸！”托利斯坦皱着眉头说道，听唐之道读中文报纸是他了解中国局势、分析中国军情的重要途径，前几天一直比较忙，报纸就积压下来了。来中国只有不过两三个月的他很难一下子消化如此多的信息，甚至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都被搞混了。
“这两天的报纸还没有送过来！”唐之道耸了耸肩说道，京城本地的报纸不多，除了顺天时报（日资北京的报纸）外又多碍于袁大总统的威势而报喜不报忧，真实性不高。外埠的报纸（北方的天津、南方的上海）过来要一定的时间。
“贵国的大总统怕是……”托利斯坦欲言又止的说道，毕竟当着中国人的面挖苦中国大总统太不礼貌了。
“袁世凯有今日的下场，纯属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唐之道不以为意的说道：“放着好好的终身大总统不做，非要做什么皇帝！”反正此人后世已经被打上窃国大盗的标签，损上两句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皇帝异或总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托利斯坦不解的说道：“我们德国就有皇帝，退一步讲贵国真的就适合搞美式的民主吗？”直到一战结束前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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