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军事的左右参军。
左参军自然是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的颍”戏志才。右参军则为毅勇刚烈、多谋善断的东阿人程昱。
参议诸事的议曹。
由充州山阳昌邑人，现任江州令满宠兼任。
掌管考查记录功劳的功曹。
由刚直忠烈的阆中人，太守府重要属官五官橡程畿兼任。
主传令和通报事的侍曹。
由太守府属官，新近投靠蔡铭的年轻蜀郡士子王仇兼任。
掌管军备钱粮和后勤支出度支。
由蔡铭的四弟子，太守府比曹橡史徐阶兼任。
主军事情报的外刺。
由为人机巧，善于泄对情报的收集、敌情的分析。以及对对手心理的掌抚田宵辽人之处的淮南人刘晔担任。
监察军纪严明纪律的校事。由朱俊之子，太守府兵曹从事朱浩兼任。
主录记卓的录事。
由出事谨慎缜密的太学士子王方兼任。
一如既往的优先任用那些由中原带来的属官，不过这一次益州士人到是真的没有什么不满。
之所以会这样，就要说起士人的重文轻武，好逸恶劳的习性了。
这个时期的士人，经历了数百年的清平治世，长期养尊处优垄断了政治前缘占据高位，自然是瞧不起那些天天与丘八为伍的军职。
尽管这个时期还没有像宋朝那样从根本的政治上表现出重文轻武的思想。但是汉朝几百年的相对安定，士人权柄日重，儒学经学在士人的选拔任用上的影响也来越大。
东汉不同于西汉，刘邦自称马上得天下，经历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功臣的功，也主要是攻城略地的野战之功。以质朴的武人为主体的功臣集团的整体素质，就不免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而文治对于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早在西汉建国不久陆贾就对刘邪讲文治的必要性，“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得到了刘邦的称赞。排列功臣位次时,刘邦力排众议，以萧何为功臣之首。而“身被七”的曹参屈居第二，就反映了这种由“武功”向“文治”的政策转变倾向。
东汉在经过了西汉的发展，当时的社会主导思想已经是儒学了，而由儒生所发展而来的“士”这一阶层，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他们在经济上占有大片田土，是武断乡曲的地方豪强；文化上则推崇经学，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刘秀集团中，有相当部分成员明于经学，因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这就是刘秀集团的文化气质。刘秀自己曾在京师学习《尚书》，对经学很感兴趣，虽在行伍之间，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清赵翼也指出“东汉功臣多近儒：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享合”
在刘秀的政治改革措施中，察举制度被加以完善，而被察举的重要条件，就是通经，经学起家便成为东汉士人的进身之阶。东汉的经学是一般是家传的，如桓荣家族以《尚书》世代为帝师，贾复家传《易》。在九品中正制将出身与政治特权相结合之前，以经学传家的世家大族垄断了文化权力，也就等于实际上垒断了政治权力，这就形成了东汉门阀的初始形态一“经学门阀”
正是基于这种改变，经由经学传家产生的士人地位日高，经学门阀实际上垄断了政治权力。以此相对的出身行武，只会舞刀弄棒的武人
地位日低，渐渐为士人所鄙视。士人不属于从军，不属于从低级军官与那些武夫竞争攀升仕途。而是另辟蹊径的选择先于政途攀得高位，能够于文人带兵。
就如汉末名将卢植、皇甫嵩、朱偶三人。
卢植年轻时与郑玄师从马融，通古今学，为当时大儒。灵帝时，仕为博士，因才兼文武，拜庐江太守，还拜议郎。后任侍中，迁尚书。后黄巾起义蔡由文职专武职任北中郎镇压黄巾起义。
皇甫嵩少年时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被察举为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相继聘他为官，他都没有应召。汉灵帝公车召他为侍郎，升任北地太守后才由文职转为武职任左中郎将。
朱隽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阁敬之。县长山阳度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后太守尹端以俊为主簿。后太守徐佳举隽孝廉，再迁除兰陵令，政有异能，为东海相所表。及黄巾起，公卿多荐隽有才略，才由文职转为武将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皇甫嵩讨诸贼。
又如现今太尉张温，初为黄门曹腾进之，以为大司农。延熹中，为尚书郎。及司空张济罢，以温为司空、封互乡侯。中平二年，凉州边章、韩遂反，张温才由文职转为武职拜为车骑将军，假节，以讨伐边章、韩遂。
甚至是蔡铭自己又何告不是因文章出仕，攀得高位之后在由文职专武职，才有了现今的文成武就。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直接投身行武的话，以蔡铭的年龄资历，若没有天大的机缘，能够升到军侯就相当了不起了。那能像现在这样成为安南将军。
所以除非蔡铭能够直接任命他们为军司马。有一个比较高的，可能才能够稍稍打动那些士人。否则，若非是蔡铭直接从原来的太守府中选用这些属官，而是直接从士人中征召的话，可能很多家世地位比较好的士人还真不属于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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