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古龙侠义精神的比较
当代文坛以武侠小说著称的作家首推金庸，次之古龙。金庸的小说读者众多，致力于侠文化研究的文章常常称引金庸，“金学”隐然成为一门显学。而声名仅次于金庸，作品极为丰富的古龙却仿佛不在研究者视野中心。有关古龙的研究文章很少，且古龙的“才子”之名几乎坐实。本文欲以“侠”的精神内涵为标尺替古龙正名。古龙不简单是文体家、才子。在把握何者为“侠”的层面，古龙而非金庸显然做的更好。
一古代游侠与侠义精神的民间性
“侠”出何处？这是讨论侠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也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侠与儒系出同源。理由是孔子讲中正平和，但也讲狷狂，认为“侠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种以狂为志向勇于进取的价值取向颇近于侠。儒讲仁义忠孝讲礼重恕，但也不摒弃勇，说：“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因此刘元济指出：“是则孔子所谓之士之成人，为尔时游侠之流，殆无可疑者矣。”但应看到孔子学说的一大主题：礼。礼即长幼尊卑等差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侠所奉行的准则大相径庭。正如美籍学者刘若愚在《中国的侠》中指出的，儒尚中庸侠走极端；儒倡恕让侠好复仇；儒重秩序，侠不拘礼义；儒反对武力，侠不避暴力。一言以蔽之儒家从心所欲，绝不逾矩；侠者任心快意每逾绳检，不避礼法。侠无视儒所维护的上下等级，见义之所在拔刀而出杀强暴扶贫弱，奉行天无道我即是道。自汉以降，中国历代尊孔崇文，儒术立国。正统士大夫，也就是正统儒生往往视侠为匪类，对其弹压诛灭不遗余力，简直与侠势成冰炭。因此儒家对侠的出现，侠义精神的形成即使有贡献也属有限。
另有论者认为侠出于墨。鲁迅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家是儒家的主要论敌。墨子反对儒家“天命”说和“爱有等差”说，认为人无贵贱亲疏主张“尚同”“尚贤”“兼爱”“非攻”。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甘愿摩顶放踵，躬亲实践。墨者急公好义，助守危城，要求以富济贫这与侠的处世原则惊人相似。墨家思想与侠有相通之处，但如因此说侠出于墨则失之简单。墨家关心政治，讲治国之道。墨说与儒说相左，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政治lún_lǐ学。侠却不关心政治，侠的行为完全出于一己的正义感和勇毅，没有政治目的为支撑。墨者有严格的纪律和一定的组织形式，同奉巨子之令，抑一己之欲奉从墨说，自律性强。侠则远为自由，不必理会这些清规戒律，尚气任侠，不重修养，全无墨者风范。可以说侠行动上是墨者的同道，精神上与墨者相契，但在人生观上二者大异其趣。
侠不出于儒，与墨有异，更不可能出于无为的老庄法治的申韩。侠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有意于有为于政治的力量。一部分人气质上不受约束，性格疾恶如仇，眼中难容不平，义之所在仗剑为之，这便是侠的由来。换言之侠无时代，不合时宜，有压迫有不平便有侠。有时（如战国汉初）社会风气较宽松政体较松散，侠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上层，即所谓“卿相之侠”和力折公卿的“大侠”如朱家郭解之流；但大多数的侠还是出没于民间，流落于市井。这是因为封建君主制和儒术立国产生一种筛选机制，使刚直耿介自由不羁术业有专不屑钻营之士很难在官场立足。而侠往往因气质所系不居人下，干犯文网，难耐拘束飞扬高蹈，适于落拓江湖而不能久居庙堂。
自《汉书》以后，官修正史不为游侠立传，侠的形象多见于稗官野史或虚构作品，这更说明侠具有与生俱来的民间气质。文人诗作中提到的“侠”却多为“长安游侠儿”。这些“游侠儿”实在只是一帮无赖恶少，或美其名曰“轻侠”。这些人行侠仗义的少，尚气非为的多，难以寄托人们对侠的期望。而“侠文化”在我国延至数千年，提到“侠”，令人心向往之。上述两种情况看似矛盾，实则暗示了一个事实：士大夫的侠与民间的侠是两回事，民间的侠义精神与实际存在的侠不完全相符。人们于“缓急”之际最渴望得到帮助，当官方不提供帮助，甚或“缓急”肇事者正来自官方时，突然有人拔刀相助，施恩不图报，适时到来，飘然而去，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和超人的生命境界？人们对传说中的侠求之不得，又坚信其有，于是心理代偿求诸文学。红线、虬髯公、昆仑奴、聂隐娘、宋四公等等侠客被赋予了由真实游侠身上萃取出的最美好的情操，可以称这种情操为“民间侠义精神”。
当代武侠小说首推金、古。一般认为二人各自创造了不同的侠义世界，彰扬了侠的情怀。所不同的是金庸重视个群关系的统一，古龙更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金庸以典丽的笔触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俗世的，高蹈壮美的“武林”，古龙把对现实的观照投射于文本，用恢诡的形式展示人性的美丑善恶。这样说当然不会错，但研究停留在如此浅显的层面，显然不能高于一般读者。
二金庸：形似大侠，实则权贵
金庸以非凡的才情和过人的创造力凭空构架了一个武林世界，一个大侠纵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者层出不穷的门派。门派之间有亲仇，分贵贱，正邪之间纷争不断兵连祸结。看似混乱，实则在金庸的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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