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三月，辽东都司境内由北至南，冰雪渐次融化。
辽河以东，自瑷阳、凤城至宽甸一带的山中，残雪依旧斑驳着山顶，但在浑河、蒲河直至三岔河一带的平原，却早早地呈现初春的迹象。
这片平原上，是整个辽东最为富庶的地带，平坦的土地上满眼是阡陌交错的农田，浑河、蒲河从中穿过，为农田灌溉提供天然的便利。这番情景，也唯有南四卫的金州一带可以相比。
就在这片平原上，间隔着数座辽东重镇，辽阳、沈阳以及再往北的铁岭、开原。大片农田的环绕使得这些重镇得以聚集起数十万人口，即便是饥荒、天灾，这里也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产出。而人口众多之处，自然少不了南来北往的商贾。这些近十万的商人，将各色商货贩运到这些辽东重镇，使得每一座城都拥有数不清的金银财物，这也是为何努尔哈赤要先从开原、铁岭下手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开原、铁岭陷入努尔哈赤之手，这夹在浑河与蒲河之间、最北端的沈阳城，便成了辽东都司的边城。
沈阳城最初因处于辽东内腹，且城大人多，这城墙修筑得不过丈多高。辽事败坏之后，昔日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赴辽收拾败局，将这沈阳城重新修筑，加强防御。于是，沈阳城原有的城墙便向外扩展八丈，又围起一道外城。并在外城城墙下挖掘一道深沟，沟底遍插尖木桩，设置陷井。另外，在沟内侧还修有内壕，壕上置一、二十人才能抬动的大木。在外壕以内，再挖掘出一道五丈宽、深二丈许的壕沟，沟底依旧插满尖木，同时，在内侧每一丈五尺便配备有战车一辆，战车与战车之间有大炮二门，小炮四门，并设置游兵护卫这些火炮。这番布置，使得沈阳城坚固无比，就连熊廷弼本人也对此十分自信。
沈阳城凭着这些设置，足以抵御任何敌兵的进袭。
此时驻守沈阳城的，是新任总兵官贺世贤，还有副将尤世功。
这两位总兵官，经历出奇地相似，单从履历上看，就像是一个人。
这两人都是陕西榆林卫人，也都是自小从军，都任过沈阳游击，杨镐当辽东经略时，也都被分在李如柏麾下，自然，也都因李如柏的及时退兵，没象其余几路那般得个损兵折将的结局。到了袁应泰这里，两人又都被升为总兵，予以重用，且又同时被分到沈阳驻守。
按说这般相似，怎么看都该是配合默契，犹如一人，可惜这也正是辽东经略袁应泰袁大人的一桩麻烦事。
先说这二人都算是骁勇善战的武官，对于努尔哈赤的小股人马进袭，也都敢于迎头痛击。不过，相对而言，贺世贤的战绩要明显一些，虽然每次不过几十、近百的斩获敌人首级，可相比那些调集到辽东的武官们，确实格外显眼。
这文官争名，武官便是争功。贺世贤自然被人诟病，这说法也很奇妙，说起有“异志”。不知道这是不是武官们的幕僚亲随的主意，至少这个说法，就被熊廷弼所接纳。熊廷弼在任时，便令贺世贤带着自己的千多家丁驻守在外，不许其驻守城池。这疑心甚至达到在某一次节庆酒宴上，熊廷弼与众将官立誓，勉以同心，而后有武官密禀贺世贤有异时，熊廷弼竟然毫不掩饰地说，这次盟誓，便是为此。
袁应泰上任后，自然是将熊廷弼的策略改变很多，这用人也是如此。对待贺世贤，袁应泰倒没有歧视之意，不仅提升为总兵，且令其驻防沈阳重镇，算是极其信任了。后来贺世贤建议收降蒙古人，袁应泰也当即应允。
这收纳蒙古人入营当兵，在辽东以及远到京城里的文官们都有反对的，直说担心其中有努尔哈赤的内应。这开原、铁岭陷落无不与此有关，自然这番怀疑是合理的。但袁应泰却又自己的考虑，这一来是辽兵羸弱，可战者不多，这一点熊廷弼也是这么认为。当初弹劾熊廷弼的便有这么一条，说熊廷弼役使兵丁做工筑城，并不当兵使用。可这实际情形，袁应泰到任之后才深有体会。这收纳蒙古人可增强战力，再有，还可以使这些蒙古人不至于投奔努尔哈赤，增强对手的实力。
当然袁应泰也自会叮嘱贺世贤防备其中的奸细，而朝廷上的大臣们更是直接在粮饷上予以控制，只当选锋给粮，而不像明军一般募兵时还会给予安家、马价银子。贺世贤即让麻承恩、王世忠、朱梅这些武官掌管关防，鉴别这些蒙古人，只要没什么明显问题的，一律入营。
贺世贤自有自己的苦衷，他虽明为总兵官，这手下的兵，除了自己的一千多家丁，便再没多少。而同样是总兵官的尤世功，却管带着一万五千人马。贺世贤不自己想办法，还能指望自己这个总兵官名副其实么？况且，这兵越多，自然战胜的把握越大。所以，贺世贤收纳的蒙古兵越来越多，从最初限制的五千多，到最后数以万计。
袁应泰袁大人头痛的，不仅是这收降蒙古人带来的争议。贺世贤最后上报的人数，达到六万多人。随后，尤世功却密报说，贺世贤收纳的蒙古人实际有十万之数，并且直接说这样下去十分危险，沈阳城根本守不住，扬言要带着自己麾下的一万五千人返回辽阳，不想留在沈阳等死。袁应泰又急又怒，鲜见地传令尤世功，说胆敢擅离一步，即斩。这才平息了尤世功的胆大妄为。可将这两人放在一个城里，能不令人担心么？
想必若是熊廷弼在任，不仅贺世贤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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