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白银对于当时之中国，绝非普通商品，同时也为货币本位，白银价格的涨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论，还必须从币值的角度来看银价涨跌。在大萧条年代的头几年，银本位实在是中国的福分，因为，当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制，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包括白银的价格在1929年的大萧条后急剧下降（例如从1926年到1931年，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分别下降了58.8和49.7（汪熙，1992）。），这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中国实行了一种类似于浮动汇率的外汇体制。例如在1929年时，中国的一元银币在外汇市场上相当于36美分，此后两年内，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上的银价下降了40，中国的一元银币只有21美分，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因此，中国的出口货物按照中国国内货币（也就是银币）计算的价格并不会下降，反倒有可能上升（注意如果按照黄金计算的价格则要下降），进口货物的价格则会上升，其结果是当时中国的出口虽然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也小于世界总出口下降的幅度（见friedman（1992）。）。因此，在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盈余，1931年中国进口白银4545万两（据中国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55页。），在世界其它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国内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
1931年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中国的货币尽管相对于美元仍然在贬值，但相对于英镑、日元和卢比却升值，世界经济的衰退开始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32年被迫净出口白银735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要不是当时国际上白银价格继续下跌以及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比较低等原因，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当美国于1933年放弃金本位时，中国的货币对美元也开始上升，从1932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赤字继续靠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净出口来弥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却迈入衰退，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白银价格迅速上升，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由于中国在1935年11月进行货币改革之前，还一直是银本位国家，美国的购银行动导致白银价格上升，立即对中国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一）大量白银通过合法出售或者走私流到境外
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亿9千4百万盎司白银，国际白银价格节节攀升，1935年4月达到81美分。国际银价的上涨虽然也推动了国内银价，但国际银价上涨得更快，中外银价差距扩大，1934年10月中旬时，每一个中国银元（约含银0.7555盎司），所含白银的国际价格比国内价格高1/4以上，到1935年春天，国际银价超过国内银价已达到50（见汪熙（1992）。），出口白银每千元即可获利300－400元。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的征收根本无法遏制白银外流，不过增加了白银的走私量而已。首先是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中国政府虽然多次颁布法令禁止白银出口，且在1935年4月与外资银行签署禁止白银出口的“君子协定”，但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力，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上海的中外资银行抛售白银致使政府和实业债券下降10，上海中心地产价格下降15，工业债券下降7。其二，在1934年中国的白银出现了先由内地向上海集中，后来又由上海向内地分散的两次转移，其目的就是要向境外转移，当年的1－8月，内地向上海集中白银2969万元，但在9月份之后，白银流向突然转向，从9月到12月由上海流向内地的白银高达8897万元，比1933年全年由内地流向上海的总和（8189万元）还要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白银出口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导致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香港出境或者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第三，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的大量白银走私活动导致中国政府对白银出口失控，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讨论。
（二）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国际白银涨价意味着中国货币的大幅升值，加上白银大量出境，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中国物价下降，国内白银流通量减少，信用收缩，利率上升，严重的通货紧缩，诚如当时中国政府驻美公使馆所言“种种迹象证实，上涨的通货价值，就中国来说，实为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中国政府驻美公使馆1935年2月1日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16页。）。中国的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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