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刘意亲自跑来找王钧的原因，却是让孙国强开口的第四个议题。“我真倒霉，”刘意说，“碰巧撞到这个枪口上，说啥你都得帮我这次。”
王钧看刘意长吁短叹着，仍依然眉开眼笑地，就知道他不可能是遇到什么真的没辙的事情，而是故意装模做样，吸引自己的好奇心，就也干脆装起了木头，在一旁傻笑傻看着，就是不问。刘意看王钧不为所动，只好主动开口，问知不知道市九建的事情。
lc九建王钧自然知道，全名叫做lc市第九建筑安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原是lc市建筑工程学校的校办企业，后来因为规模不错，被市建委收编，成了和建校平级的单位，也干过几个大项目，零二年政企分开，和自己的二公司一样，被列入了改制的行列，但不知怎么却没能改成，建校又不愿意接收，就这么不死不活地放着，成了市政府的一个大包袱。
刘意说，九建被收编前，领导层都是建校的领导，很多员工也都是建校的教职工，顶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收编的时候，上级部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依然让他们挂着双重身份，后来看企业不行了，一些有门路的人就纷纷跑回学校，而学校也给安置了，没关系的只好留在公司，但肯定觉得委屈，也开始变着法的捞取好处，倒卖的倒卖，挂靠的挂靠，乱的一塌糊涂，出现了连续四年的亏损，到零二年，等砸锅卖铁也没法开支了，职工开始群体上访，两个主要领导干脆光荣到站，申请退休了，主管部门没法，也懒得去研究，就随意给总工程师邓援朝下了个红头文件，让他身兼两职，主持公司的改制事宜。
在张沪生的办公室，王钧曾见过邓援朝一次，张沪生还指着自己，叫他多向自己学习学习。当时邓援朝看起来四十多岁，高高瘦瘦的，头发有些长，稀疏花白的，但很认真地梳理过。t恤和裤子也熨烫的很服帖，最上面一粒扣子也扣得严严实实的，还提了个棕色的半透明手袋，就是文具店里一块钱一个的那种，里面依稀可见几张有红头的文件，还有只直板的手机和一串钥匙。王钧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主要是觉得他很像自己大学时的政治老师。
“客观地说，邓援朝还是很有些能力的。”刘意这样评价说。上任后，他对人员和财产进行了清理整顿，又承接了两个小项目，暂时稳定住了人心，但苦于设备已经被倒卖一空，大小都需要租赁，七算八算下来，真正能到手的利润也很少，又没有人愿意收购和资金注入，根本解决不了职工的身份转换问题，改制也只能是一轮一轮修改方案，得不到彻底的实施。特别是零二年年底，张沪生也是出于好意，让国资公司把“小商品城”的续建工程交给了邓援朝，希望他能挣些钱，把改制给完成了。但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工程刚刚开展一半，“小商品城”项目却出了问题，工程没了后续资金，欠了一堆材料款和工人工资，公司再一次陷入困境，整个2003年，职工十余次围堵建委和市政府。
“我说你怎么这么操心哩，”王钧给刘意续了杯水，笑着说，“然来牵扯到了你们公司。”
“其实我并不用操心，北京的那笔钱刚好到账，我正准备拨付给他们的。”刘意并不认可王钧的“挖苦”，喝了口水继续说，“却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把申请破产的议题提交到了联系办公会。”
然来上午的第四个议题就是九建申请破产的报告。会上，同样列席的邓援朝向书记市长们汇报了公司改制情况和遇到的困境，要求国资公司尽快划拨两千七百万进度款，提前结束施工合同，九建公司还希望政府能补贴三百万，因为根据多次测算，至少需要三千万，九建才能清理完债务、补发工资并完成改制。邓援朝汇报完后，被第一个议题噎得好半天没言语的孙国强终于逮住了机会，他不等副职一一发言，就接过话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放在联席办公会上来讨论，国资公司、建委都属于张沪生分管，在他那个层面就应该消化解决，然后引申开来，说他希望各位副市长要切实负责，做什么决定都要深思熟虑，再不能以前那样，解决问题不彻底，更遗留一大堆后遗症。最后他又表态说，他同意邓援朝的破产申请，三百万的补贴，希望财政上能够妥善解决，既不能开“有求必应”的先例，也不能置之不理，当然，具体怎么定，还请刘书记指示，孙国强说，“中间也许还有什么不妥，我来得晚，还不能完全把握。”
孙国强以为是找到了一点反击的凭据，却不知道这是张沪生故意放到办公会上要他口实的，国资公司要回六千万，是他具体操作的，拿三千万来保证九建的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张沪生担心接下来孙国强还会拿“小商品城”的拍卖和二次投入说事，这样会对自己和刘意不利，甚至触及前期刘远的定调，陷入被动。所以这次他是有被而来，立即就让通知刘意进来，一方面叮嘱他早日把进度款拨付了，一方面让他抓紧时间完成拍卖，甩清包袱。至于九建的破产，张沪生认为不是财政拿不出这点钱来，他只是觉得还真不能开了财政补贴的先例，以前财政和城建都规他管，他不能利用这方面的便利来破坏了规矩。“我早就说过，在小商品城拍卖的这个节骨眼上，施工单位的破产会大大影响竞买人的信心，”张沪生说，“而且我总认为，九建的结局并不是只有破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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