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后，随着荒田垦耕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耕地面积继续增长。但由于法度废弛，富豪欺隐，册文讹误，以及因循照征、恪守祖宗常额等原因，在册田地往往仍保持在明初的400万顷上下。万历年间，改革家张居正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和气概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以求解决“田粮不均，偏累小民”的尖锐矛盾。万历六年统计，全国各地田亩701万余顷⒀。万历十年至十一年，全国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亩182万余顷⒁，加上万历六年田亩数，此时共有耕地达883万余顷，比明初洪武二十四年增长一倍。由于荒田和山区的进一步开发，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至万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11618948顷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顷余，两项合计12254291顷余⒂。这是有明一代耕地面积的最高额，比明初翻了两番，是宋代最高田额的2．33倍⒃。
明初耕地400万顷左右，以人口7000万左右计，人均耕地5～6亩；万历三三十年耕地1225万余顷，以人口1．4亿左右计，人均耕地9亩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耕地翻了两番，人均耕地增加接近一倍。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耕地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由此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增长。
直至明后期，京畿地区、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湖广平原、西南山区仍存在大量未垦荒地，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弘治年问丘浚说，“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⒄嘉靖年间，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已“颇称殷庶”，但“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⒅。万历年间，左光斗说：“西北不患无地，而患不能垦”，“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哉!不垦耳。”⒆
二、农业生产基本要素投入的加大
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明代后期，农业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劳动投入增多而且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加大，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与同期欧洲粗放式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1、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农具犁、铧、耙、镪、搭、锄等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二是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畜力条件，因地制宜，因户制宜，除使用牛、马、骡、驴等耕畜外，还创制了一些新的人耕农具，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有效进行。用牛耕田，南北皆较普遍，“中国耕田必用牛，以铁齿耙土”⒇。在南方，“上农多以牛耕”[21]；在北方，种麦之“镪”，以牛牵引，靠“牛行摇动”的机械动作播种[22]。但也有许多地方用人力耕具者。成化年间，陕西有创“木牛”耕犁者，二三个人驾驶，“一日可耕田三四亩”[23]。嘉靖年间，湖北郧阳山区，使用人耕农具，“力省而功倍”，“百姓赖焉”[24]。江南地区，有一种人力耕具，“一人一手之力，足敌两牛”[25]。还有两人以杠悬耜起土，可敌一牛之力；两人以磨耙耙轧，可敌三牛之力[26]。太湖地区的稻田，许多都用铁搭翻地，而不用牛耕。这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土质黏重，一般先用人力铁搭深翻一次，再倒翻一次，而且在晴天操作，以达到深、透、晒的功效，此乃牛耕所不能胜任，故张履祥说“吾乡田不宜牛耕”；另一方面，用牛耕则成本较高，因此“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借牛力”，“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27]江南耘水田，原皆“匍匐水中，以手耘之，故农人惟耘田为尤苦”；明后期出现耘水田的工具“耘躺、耘爪”，乃“江浙间新制也、古无此器”，“今得此器，劳逸不啻天壤”[28]。由此可见，是否用牛耕田，并不一定是“进步”与“倒退”的标志。
2、施肥技术的新发展
施肥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中zhan有重要地位。明后期，无论对施肥的认识，还是积肥的方法、施肥技巧及新肥的研制都比以往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达到了传统农业的顶峰。一些农书总结道，“用地”必须与“养地”相结合，施肥是增产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惜粪如惜金”、“积地莫如积粪”。制肥、积肥的方法增多，肥料种类扩大，除人畜粪肥、绿肥及一切浸渍废物、河泥积尘等外，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其副产品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成了优质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除麻饼等外，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广泛使用多种无机肥是又一特点，明后期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农学家徐光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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