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节选自田庆余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从此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从八王之乱的诸王矛盾过渡到杀胡令的民族矛盾的完整脉络以及东晋朝与北方胡族政权的微妙关系。
仔细推衍一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何司马歆、卢湛等愍帝老臣会仇视江左。为何冉闵得不到东晋的支持，最终功败垂成，为何褚衷北伐被同是汉人的李农击败，为何本应该是同仇敌忾的北伐，却始终得不到江左士民的一致支持，每次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匈奴，羯与拓跋鲜卑，段部鲜卑，慕容鲜卑之间的对抗关系，从而思考杀胡令所在的永和七年（本书），北方的政治形势与主角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并消除大多数人对于杀胡令的一些了解误区。杀胡令的执行中坚是并州乞活，这些人是羯人的死对头，虽然投降多年，但瞬间的爆发，却影响了今后一百年的政治走向。但是，执行杀胡令的人中也有许多浑水摸鱼之辈，如麻秋，按《太平御览》记载，麻秋，北地胡人也，性残暴，好屠戮，可止小儿夜啼。此辈也将冉闵的杀胡令推行了下去，简直是可笑之极，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自剔。杀胡令的功与过，即使到了今天，也是很难一言评判，他对于汉族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是有巨大的功劳，但枉死者只怕也是甚众，无数的野心家借此争权夺利，如同*差不多。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对于冉闵也是极为推崇，但我会原原本本的将历史上发生的事实写出来，至于是是非非，留给读者判断。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对于了解本书的历史背景与人物关系有极大的帮助。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①。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钱大昕所言清谈误国问题，本文不置论。所言晋宋短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时，多有论及，钱氏盖本之宋人议论，我们在此且略加申叙。
袁燮《絮斋集》卷六《策问》“历代国柞”条曰：司马氏“间关渡江，蕞尔微弱，不数年而建中兴之业。王、苏之变，国势复岌岌矣，以弱制强，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晋所可敌也，胜干淝水，焚其聘币，曾不见中国之为弱……。”其“备边”条曰：“尝怪晋氏之东，江左可谓微弱，而未尝辄与议和。石勒来聘，遽焚其币，不知何恃而敢然也！”其卷七《论战》又曰：“晋之渡江，国非不弱，而未尝肯与敌和。石勒来聘，辄焚其币……盖强敌在前，晋人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所以克保其国。”袁燮主要是伤时而发此议，他主张南宋不求战亦不应惮战，特别推崇东晋焚币拒和一事。焚币，即《晋书》卷六《成帝纪》咸和八年（333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之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样是重视焚币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于此处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钱大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义同于上引袁、王赞许焚币之言。我认为，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概以外，尚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理由。而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有所关涉，前人似未道及。所以，我在这里探索其背景，解释其原因，以见从八王之乱后期到东晋建国以后，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形成和确立的这段时间内，民族关系发展的某种连续性。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徒，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颖原来所联结的刘、石，陷两京，俘怀、愍，成为北方的胜利者。而司马越的一党却在江左立定了脚跟，因而表现为南北对峙。这时，情况变了，无论在北方社会内部，还是在南北之间，民族矛盾都占居主要地位。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对峙期间的既成事实，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司马越、司马颖的对立关系，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对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荡阴战后，司马越之党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起兵讨伐司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下攻邺。后来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鲜卑、乌桓突骑为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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