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很清楚，支持李倧的人，自然希望李倧加强王权，坐稳大位。
不支持李倧的人，才会希望李倧一直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希望李倧的父母得到加封。
随后是朝鲜大臣各派之间的无限争吵模式，他们越吵越高兴，似乎全然忘记了今天朝会还有一个外人——大明韦公子。
韦宝则彻底安心了，因为他似乎一下子从主角变成了配角，很多时候，韦宝并不喜欢当主角，而只是喜欢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而存在。
成功者一般都不是从头到尾咋咋呼呼，始终冲在最前面的，那种人通常死得快，韦宝深明此理。
等了近半个时辰，李倧也始终这么任由一帮大臣争吵，等到他们声音渐渐小了，李倧才出声打断。
“使臣大人，能不能对目前朝鲜周边的局势，对我们提一些指导谏言？”李倧对韦宝道。
韦宝算是彻底明白了李倧今天的意思，就是个后世的高级领导人交流大会的意思啊。
不过，后世这种高级别的洽谈，一般都是很私密的，两个巨头在小房间聊天好吗？你把我跟你这上千大臣整在一起，不太好吧？
朝鲜的周边关系是很复杂的，基本上和辽南的情况差不多！甚至难度更大。
所以，外交问题一直是朝鲜王工作的重点，换谁都一样。
仁祖年间，随着后金的兴起，延续两百多年之久的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也进入尾声。
仁祖反正时的一个大义名分就是光海君忘恩背德、欺瞒明朝，因此仁祖继位后表现出更加亲明的姿态。
然而，明朝却认为仁祖篡夺了明朝册封的合法国王光海君的位置，不愿承认仁祖王位，甚至有“声罪致讨”的主张。
仁祖继位后，以仁穆大妃（昭敬王妃）的名义上奏明朝，通报仁祖反正的情况，并派李庆全赴明请封。
明朝方面暂时没有下文，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一如既往的拖延，反正大明朝廷的办事效率一直不高。
不过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并未因后金的威胁而成为同仇敌忾的联盟，相反在暗中互相猜疑、防备。
仁祖时期，朝鲜的明朝之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东江问题。
明朝用来牵制后金、联络朝鲜的东江镇开府于朝鲜椵岛（皮岛），一直被朝鲜视为祸根。
然而仁祖继位时，需要得到明朝册封而依赖东江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协助，所以表面上的关系还算融洽，毛文龙也先后三次上奏明廷，为仁祖请封做出很大贡献，仁祖则在册封前夕的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为毛文龙立颂德碑于安州。
不过，仁祖政权从一开始就判断毛文龙没有牵制后金的实力，只能给朝鲜带来麻烦，加上毛文龙部下本身也有强买强卖、劫掠朝鲜等不法行为，两者关系因而很快转入紧张，丁卯胡乱时，朝鲜抱怨毛文龙不及时来救，毛文龙则认为朝鲜引导后金来攻击他，双方的矛盾陡然升级。
仁祖嘱咐都元帅郑忠信说：“西路（平安道）之事，非但胡也，毛将终必贻祸我国，其地将领不可不预备以待之。”也就是将后金和毛文龙共同作为朝鲜的防备对象。
仁祖继位后，标榜亲明排金，故中止了光海君时期对后金的国书往来，表示要和明朝“协力讨虏”，以后金为假想敌来强化军备，甚至仁祖表示要“亲征”后金。
不过，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仁祖政权没有勇气与实力去招惹后金，所以实际上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刺激后金的政策。
一个代表性事例是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要派人去咸镜道巡边，朝鲜君臣生怕其挑衅后金而惹祸，不仅仁祖亲自劝阻，备边司也拟定了回避策略，以备毛文龙征朝鲜兵的情况。
仁祖朝延续并深化了光海君时代的对日和解政策，但因丙子胡乱的爆发而产生波折。
就在仁祖反正那一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朝鲜称“关白”）德川家光袭职，负责日朝外交的对马岛于同年冬派源智次出使釜山，祝贺仁祖即位，并将德川家光袭职之事通报朝鲜，希望派遣通信使以维护德川家光的地位。
朝鲜爆发李适之乱，李适军中的“降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因此在仁祖逃亡途中，朝臣李廷龟和吴允谦主张借兵日本，仁祖病急乱投医，竟一度同意，特赦有罪之臣李景稷并派其去东莱倭馆借兵，后因有所顾虑及叛乱被迅速镇压而未付诸实施。
“你们怎么会想到向日本借兵？简直荒唐！即便大明有困难，可能一时半会没有办法直接出兵帮助你们攻打叛军，却也决不能想到向建奴和倭寇靠近啊！”韦宝叹口气道。
李倧闻言，急忙点头道：“我们并没有这么想，只是，使臣大人请体谅朝鲜的难处，如果叛军势大，朝鲜危机，该怎么办？”
李倧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抱住大明的大腿。
而朝鲜大部分的大臣的想法，则与李倧的想法是不同的。
各个派系身后都是各地的世家大户，这一点，与大明的情况何其相似？
倭国经常打朝鲜，但是不少世家大户，不少两班大臣仍然会想要向倭国靠近，并且从倭国借兵，与倭国亲近！
大臣们对建奴的仇视态度是与李倧一样的，对毛文龙的仇视态度，也与李倧一样。
所以，在对外关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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