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科举考试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治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干型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划定考区来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顾北方考生,也就不失为一种变通。
韦宝虽然身为南方人,但是这一世却是北方人,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辽西子弟。
可韦宝有点无语的是,自己虽然底子里是南方人,却似乎真的毫无科举的天赋呀。
闲话几句,廖夫子招呼吴二公子赶紧上楼去温书。
吴二公子本来说已经快到中午了,不如先吃饭了再说的。
本来想着,吃了饭,再休息一下,拖拖拉拉,混到黄昏,然后再拉着韦宝上哪儿去开心一下,这一天便混过去了呢。
但是韦宝、廖夫子、吴雪霞三人的用功热情却很高,都一致觉得,午饭之前,至少还能温书一个时辰!
吴二公子一比三,无奈之下,只得上了海商会馆的二楼,韦公子的专有楼层,去用功。
科举制度并非从明朝起,却是从明朝发扬光大,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当时的考试分为sān_jí,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
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令可以不下跪。但并不是官,还差得远。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还要继续奋斗!
但是通过学习,韦宝并不神化古代的科举制度,更不神化科举的难度和这个制度选拔出的人。
在韦宝看来,廖夫子搜罗的很多进士卷子,并且刊出成书,有不少连书法都很稚拙。除此不论,做的八股文水平很多思维层次很差。
明末科考更是曾试图在科举中加入对平辽患、治匪患等实际内容的策问,当时应试者的答卷连沾边的都没有,最后录取的卷子根本文不对题,让皇帝有了天下才尽矣之叹。
如果是这种年份的进士,恐怕其佼佼者即使参加今日之国考,落第是肯定的。
科举千年,产生的人才不能说没有,但状元最后能成大器者可以说凤毛麟角,真正能挽狂澜于既倒名垂青史者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清末李鸿章、左宗棠讥讽科举科举选拔出的人才,问什么问题都是僵僵而不能对,废物点心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清末名臣干脆多用武将,到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了。
历史上屡试不低的才子名儒比比皆是,柳永、马致远、姚广孝、曹雪芹、蒲松龄皆如此,但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科举难度高,不好考。
而多是因为所在时代科场腐败,弊病丛生。那样的时代科举难考,考上的却并不一定比落第者才学好,但家世更好则是确定的。不公平而已,不是难度的问题。
还要提一点,实行科举制度的所有国家都已经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海量的内容,不单单是吴三辅哈欠连天,就连韦宝的头也是一个比两个大。
尤其韦宝还带着现代人鄙视科举这种过时,腐朽产物的认知,内心是有一定抵触情绪的,这就更加增加疲劳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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