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就这样硬性地没把李金堂给揪出来示众，让他做了个潜在的贪污犯，很不能令人信服。
当然，我不是说李金堂应在作品里得到他该有的惩罚，而是说作者“掩护”李金堂所用的方法经不住怀疑，人为设计的痕迹过于显眼。
况且作家一再这样“同情”、“保护”、“赏识”李金堂不由人不疑惑——你是在“批判”吗？
在文学史上，《官场现形记》叫“批判”现实主义，它明明白白地将当时的官场比喻为“畜生的世界”，声言不愿与“这班畜生在一块”。
《围城》里假道士的虚伪、自私、狭隘如同猴子夹紧尾巴遮起红红的屁股，作者揭开它的后盖，这也叫“批判现实主义”。
《北方》“批判性”在哪里呢？
敢写某些方面的阴暗面不叫批判现实主义，只写阴暗面也不一定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如果你对阴暗面沾沾乐道、甚至心存嘉许的话，那么就已走到“批判”的反面去了。
如此，《北方》就被湮没在平面化的现实成分中，过多的现实拖累得它起飞不了。
当人物完全被故事的旋涡急速卷走时，我们眼中所见的就全剩下形而下的复杂系统，看不到形而上的腾飞、诗情与超越了。
所以，如《北方》这样太注重故事本身未见得就是好事。
这种偏见还不只一个，它可能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意识，也是我们写不了巨著的本质原因。
何况写到悲处，作者往往无余力去作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火候未到、味儿没出来就轻轻带过去，有点像一般写手们——在应该停一停、留一留的地方停不住、留不下，一个个很不错的、能使我们深深情动的契机便全部失去了。
也许这和作家本人的才气、心力相关，而不是因为他不想写好。
成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写到悲处却都是够味够劲、酣畅淋漓的。由此可知柳建伟似乎算不上写情的圣手，不若武侠大师金庸，在情的体味和揣摩上，具有莫大的才性；他的特长在于“理性”，能够驾驭大场面，写出人性之深，但很难写出动人灵性的细节。
作品中他正是如此自觉地设计了许多大场面，扬长避短的。如白剑爷爷的死，县城的游行示威，李金堂的电视讲话等等。场面很大，都是为了写出其中错综复杂的种种人物关系，最终则是为“故事”服务，求一个平面世界上的热闹、好看，而不惜让深层次的情感世界牺牲，进一步地将“批判”拉平为“写实”，将包含了巨著之分量的内容降格降价。
因而，我觉得柳建伟不仅应如朱先生所言的，要借鉴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脱去十九世纪形式、技巧等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这还不是要紧之事，这方面欠缺至多只是外部受损，他像不少的其他作家那样，最缺的是没有什么现代意识，思想较为陈旧，写出的东西能发出“霉”味儿来，没有鲜亮与清纯——这种非现代人意识使我怀疑他能不能找到“批判”社会的支撑点，具不具备批判社会的现代人意识，人文关怀、博爱精神尚在其次。
创作巨著的作家拥有的恰恰是超前的意识、现代的思想，甚至要先知先觉——它们构成了作品的内部肌理。
单单学一些外在的花哨容易，难的是内部的思想能不能跟进——我批评柳建伟的意义正在这里，因为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通病与不足，而这决不是一时一日自修就可行的，否则“一不小心就是一《红楼梦》（王朔语），倒是谁都能侃得出来的平常话了。
2000年9月15日，北京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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