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书业究竟缺些什么呢？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大环境或法规、体制的缺漏。
各级各类官员无一是百姓选的，而是一级级任命，要得上司了解、喜欢，就需跑官要官买官，与此同时还要相互提防、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龌龊、卑鄙、自我作践……手段下流，官场上人干不了正事，又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这就生出种种事端与舞弊。
书业最缺中间环节，产供销严重错位，市场无序，出版社不在做总发行，而在当推销员，自办发行低水平推销，网点不全，货源短缺，太原始，不成气候。每存大，又浪费了资源。发行所、省级新华书店都不做中盘，只顾教材，管本区几个社，行不成主渠道。而销售、零售店不零售，买书号出书，与出版社争利。出版社的书单走新华书店，好处是不会赖帐，但新华书店吃“大锅饭”，形式单一，分布太松散，拖欠一年年，退货一批批，呆帐死帐让出版社所受损失不知多少。集体、个体店大大弥补了新华书店的空漏与不足，可一旦赖帐，发行人说不清，向出版社要书只能给现金、保证不退货。还不许卖教材和中央领导的书（只许新华书店卖），加之印刷厂布局不合理，只好盗印等等，就逼良为娼了。
如此，《街谣》完全当得一部主题鲜明的史书，也是埋伏了深刻忧思激愤的杰作，还是一部“实验”的书，将作者萦绕心头十数年来的难解之结，以艺术的形式推出，形象展示了当代都市书业人的生存状态，实现了作家要与芸芸众生“一起过日子，品味百姓日子的酸、甜、苦、辣”，并为之代言、呐喊的誓言。
尤为难得的，是作家以执着精神和追求信念谱写的另一形式的“生命谣歌”，诚如他在“代序”里说的：一九九三年动笔写《兵谣》到完成《乡谣》、《街谣》三部曲，历时八年余。数百个节假日，上千个夜晚。
业余写作的甘苦只有业余写作的人能体会，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半乘班车上班，下午五点一刻坐班车回家，在单位忙碌一天，吃过晚饭立即调整情绪，由工作状态转入写作状态，每晚干到十一点半关机，不管情绪多高涨，文思多通畅，没有商量，第二日清早要按时起床按时上班。每天都有成堆的事情要做，连正常假都没法休，没有精神不行，工作也做不好。累是累，但自认为值。我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你一直在做两个人的事情，你过一天，等于常人活两天。
2002年11月1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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