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论
王朔是假流氓,是伪小人,是半个天才,是中国文坛最具商业眼光的作家,常常成为热点人物,遭到“夹击攻打”也就不能避免。
我不想加入这一行,我和他都是玩小说的,是他“嗤之以鼻”的“作”“家”——坐在家里“作秀”的人物,这身份限制了我,要不是这样,别人定也会抓我的把柄,把我像婊子一样糟蹋了,我还要落个“文人相轻”的骂名。
对王朔的总体态度,我可以借他一句话来坦白: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都安装好了,十万公里无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个人,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时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修理能力。我觉得王朔说这话并无调侃自个儿的意味,因此,既然他感到“自我修理”的能力不够,那我就做篇文章“修理”“修理”他,让他能跑更远的路,用不着把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了。
“假流氓”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电脑问世,发明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键词”后,我们都喜欢有事无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我不能免俗,“修理”王朔不妨从他的文风和作品里的这些“关键词(句)”人手。最轻松省事的,当然是看看他那些作品的题目,最初的成功,他就是靠了“讨巧”的题目。
他说:虽然我经商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什么好卖。当时我选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
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果不其然,我不认识《当代》的编辑,稿子寄过去不久就找我谈。我要是写一个农民,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此后,王朔学得乖乖的,一发不可收,基本上用的是“惹是生非”、具有广告效应的题目。他不光在题目上费尽心机,具有商人样敏锐的眼光,内容上也精打细算,什么货配什么人《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跟这帮人打个招呼。
算计狠了,就犯忌,凡事物极必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嘛。所以,一些文化人看到其中的坏作用后,站出来声讨他,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有人会问,从这点看,他的文章究竟“坏”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坏就坏在把某一类人特定时间、地点的心态高度概括、抽象出来,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口号,甚至作为文章的题目,以至于看过王朔作品的人,最终能记在心头不忘的,往往就是这些口号。
单有口号也许还不算最坏的,受它影响的人在真实的生活中,不过就是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认知生活、图解生活的工具,把复杂多变的世界简单化处理,最坏的结果不是这个,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思想”与流氓意识。
王朔,一个“假流氓”的话语泛滥行世,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觉地以这“r”为旗,甘当“王家军”,流氓意识渗透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不论官场,还是商场,不论学界名流,还是民间百姓——可怕的就是这一点。
这有一个成形过程,在王朔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文风:一分为二
先看他的文风。我认为他的文风不仅受商业因素影响,更有20世纪“革命文化”的潜性化制约。
王朔曾说1949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它的源头就是“左翼文学”,而“左翼文学”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
在这句话中,王朔的说法当然很有问题,他只看到了“左翼”,当它是“五四”文化单传的一脉,诚然以偏盖全了,不知晓中国现代文化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有多个声音,“左翼”只是其一,认为“五四”新文化单传了“左翼”,不仅把“五四”误传误解了,而且将它狭隘化、歪曲化、政治功利化了。
王朔不知道这些,这还没关系,要命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歪读。
他说,“五四”新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越当着枷锁,当着新生活的绊脚石”。
王朔好讲大话,他连“修理自己”的能力尚怀疑,又何能“重新审视”其余、审视“传统文化”呢?
但他做到了,他自以为做到了。
猛一看,我不得不承认他“果真”做到了,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入流,拿他评价琼瑶的话来敬,那就是技术还“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
你说“a”好吗,我偏偏不以为然,我偏说“非a”好;你说“a”不是枷锁、绊脚石吗,我偏说它就是枷锁、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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