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小说里的人物，都很不真实。矛盾的设计，也很不足信。另一方面，莫言这个带了“生命的血气与蒸气”的“**裸的生命”，以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这人类种姓退化、生命萎顿、血液凝滞的一“种”，才能起死回生，这种想法不可谓不“幼稚”、片面、简单、轻率，甚至疯狂。
早在十多年前，王一川就曾在《中国形象诗学》里认为，莫言的顶尖之作《红高粱》中的思想、精神是要不得的：对于余司令的滥杀无辜、截获不义，以及小说人物的犯罪行径，莫言不但不谴责，反而一味赞美，本欲张扬生命力、勃起人道精神，结果成了反生命、反人道、尚暴力。
“如果说，曹禺一代作家在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尖锐冲突中被迫让新人与家长一同走向毁灭的话，那么，莫言则是宁肯为着历史合理性而牺牲道德合理性。这样，就难免出现一种‘生命力悖论’：对生命力的不加分析和节制的全盘肯定和崇拜，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残酷或暴虐的反生命或反人道逻辑。”
“新的作家群体为了追求理想的个体生命力，并以此去消解政治国家权威和超越前辈作家困境，竞无意识地置起码的人道原则于不顾，竞相崇尚反生命的暴力！”
当然，《红高粱》人物（“我”）的错误思想、“危险思想”，不一定就是莫言的，“修词成章”之为人的作者与“营生处世”之为人的作者不能混为一谈。况且，小说不这样写，写得中规合矩、四平八稳了，那《红高粱》就不成其为《红高粱》，莫言也不成其为莫言了。
《水浒传》等等也都有滥杀无辜的情节。读者之所以认可它们，是因为他们不是白痴，都是神经正常的人，不可能由于读了这些就去杀人放火、打家劫寨、占山为王、组建武装。因而，据此说莫言反人道反生命可能有点“书生”气了。
不过，作品和作家是可以、也能够彼此分开来谈的，作品有问题，单讲作品的问题，作家有不足，只说作家的不足。
具体到《红高粱》，“戴凤莲默许余占鳌暗杀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当上单家新主人、公开地让余占鳌成了床上客，而自己似乎没有任何良心不安……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反省”，同样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与相应的历史深度。要知道，再叛逆的教义与情感，也训练不出这样的人物，何况是在孔子家乡？
没有可信之心理与灵魂深度的人物，却是编出来了，被作者推上前台来了，只好继续编下去，用一些想当然的“道理”说服大众，使他们相信。
比如，对于罗汉大爷，“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lún_lǐ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这就不知现代意义上的“自立”“先驱”谓之何物地乱用一气了。
而把“上床”的无节制，纯然跟着感觉走，全冠以“解放”，似乎不这样做反不足见“解放”，正是“五四”那代人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标志之一。
很不幸，这极端又被“文革”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究实看，他们的思想深处与其叫什么“解放”、“觉醒”或“生命原始**的爆炸”，还不如说是在鼓吹性的**，暴力的无度！
至于莫言本人有什么不足，我认为他讲故事的天才举世公认，但无可挑剔、堪称一流的精品、“巨著”，一篇也无！
他自称最满意的《酒国》，好就好在想象力上、感性叙写上，这一点足可标举当世，然而其他方面，从结构、语言，到思想、内容，似乎都算不上什么。我甚至觉得它只是想膨胀，膨胀语言，膨胀感性，膨胀想象力，而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远不如极其写实、埋伏了深深愤怒之情的《天堂蒜薹之歌》痛快。
事实上，莫言的小说很少不“膨胀”的，也许和他不加节制，不问结果，只要过程，只要发泄的性格有关。
他心里有着无穷无尽的东西需要诉说，便排山倒海般把它们打发了出来。
这是他的“先天”性不足所致。
过于张扬生命力或“东方酒神精神”本身，同样经不住推敲——人类进步不能只靠张扬生命力、呼唤野性完成，那只会导致蛮狠。我们还应加进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文化等思考，跳出单个生命体之外，有一种大关怀、大悲哀、大人格、大志向、大目光。
莫言缺少的正是这些。
而“张扬生命力”在他，往往只是个“幌子”，让他回避掉许多本该面对却没有面对或无力面对的题材。
他曾亲口对我说，自己“写不好文革不太耐写“文革”。
我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很难认同他的选择。
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上是没有自设的禁区的，除非他害怕失去什么，过于在乎现世所有的地位与荣誉。
我们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可敬可佩，不仅在于她有着英勇的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在于无论多么艰难，都始终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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