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因不重视发展成本对发展速度的影响及其表现。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接受前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经济建设方式、执政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的政治色彩浓厚，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左”倾空想**思想指导下，在经济建设上一哄而上，用政治的手段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过分强调共产、公有、共同富裕，大力推行“一大”发展成本“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全民炼钢铁运动”促生产，大小计划导致国家资源配置的大量浪费，经济发展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物质消费资料极度匮乏，大部分农村人口在饥饿、半饥饿的状态下生存，使全体中国人饱受了短缺经济给他们带来的苦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不知其数的中华文明古迹和精神财富，葬送了大批创造财富的专家学者的创造力，损失了大批干部精英和国家栋梁，经济危机加重、社会矛盾突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为这种违背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做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把经济建设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小康，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三步走”战略；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政治远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多党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依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等，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我们从“计划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过渡，走了4个阶段。但是，人们惯用了发展的政府决策与指标推动行为，人们对市场经济研究和自如运用不到位，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用政府行为弥补市场缺陷行为不断加深，而用市场行为弥补政府缺陷的行为甚少，必须加大市场手段力度。用成本管理解决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足方面缺乏明确要求，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不时使用干预经济的多种措施，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发展，而是干预过多，随意性很大，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增加了发展成本的支出。
到2003年底全国有6015个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3.54万平方公里，而共和国建国54年来全国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仅为3. 25万平方公里a国家每年进口粮食在500亿公斤以上，据粮食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将有2亿吨的粮食缺口，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即使有了足额的外汇，也不可能完全由国际市场来解决。
这增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中间费用的开支，经济和社会效益并不突出，出现发展成本与效益的巨大反差。
有的区域以工业兴县和扩大就业为理由，大搞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上马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工业项目，甚至把国外及东部地区淘汰了的工业机械设备以高价甩给西部，上当受骗、造成污染等，为今后治理环境遗留了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
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社会平均利润在农产品价格上出现不平衡，加上运输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农产品生产成本逐年增高，而销售价格增幅不明显，农民主要收入和种粮的积极性受到重挫，总体上农民收入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对解决农民的温饱、逐步实现小康增加了难度，增加了国家对“三农”经济的发展支付成本。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一是承包制时期，承包主体不顾设备维修和长期发展而拼设备，捞够之后一走了之，真是“富了方丈、贫了庙”。二是股份制时期，他们压低国有资产价值，占有原始股份并向亲友分散，侵吞国有资产。三是中一小企业兼并，改制、改组、变卖、破产过程中，从上到下的一些政府、地区、部门不顾全局利益，以企业改制为由，不顾原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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