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从古代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压迫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确立了。那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假如那时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也有可能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在那时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写出来，但是他确确实实是那种理论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论或者精英创造历史论。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实际上不是依据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考察和认识事物，不是通过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认识事物即定的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内部根据，而是恰恰相反，从事物存在的外部环境中去认定事物的性质，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这样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说政权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种结论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变革和进化总是体现在政权的更迭上，但是政权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来决定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
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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