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
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7页）。
紧接下来恩格斯通过举例来详细的分析杜林的经济公社，最后得出结论说：要么公社忘记生产积累而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那么这就会导致经济公社的崩溃；要么就由公社来进行生产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按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0~341页）。
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生产积累，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是，生产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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