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见天启说公平是官员最大的能力，不由得皱眉说：“在一般时期做到公平，但遇到特殊事务还是需要临时决断，把公平说成是最大能力是不是太过？”
天启说：“朕只说公平是官员的最大能力，没说公平是官员的唯一能力，毕竟不可预料的特殊事务很少，除非预政处是吃干饭不管事的。当然也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主政官员有意把一般事务拖延成特殊事务，这叫挟事自重骗功求赏，对这种人和事要严厉处罚。”
十一月初，监政院经过仔细商讨后同意成立辅政院并由天启下旨宣告全国，随后又宣布要把辅政模式逐步向省、府、县推行下去。官员们虽然早有耳闻，但猛然听到确切消息还是有些感到突然和紧张，毕竟对陌生的东西都会保持警惕是人的天性。官员们的紧张情绪还没有得到缓解，突然又得到天启的旨意，要在全国开矿开工场的同时还要办学堂。开矿开工场修路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一半的省份都早就开始动手了，但官办学堂还是个新鲜事。
大明立国两百年来，所有读书人一开始都进的是私学，教什么知识都由私塾先生说了算，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三年一度的科举。当一个人进了学考上了秀才举人，他的老师就换成了取他的考官，因为他有了感情投资的价值，以前的启蒙先生基本上都丢到一边。对这类事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怪罪学生势利，谁叫先生没用不能给学生的仕途增加助力呢？当然也有不忘本的人，当了官也时常记挂着启蒙先生时常照顾，但毕竟是少数。
现在要办官学，而且据说要让所有人都读书识字，这就让很多人诧异之余期待不已了。大家都知道读书会改变生活，虽说现在读书人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特权，也要像一般人一样交税纳粮，但大家都明白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区别很大，前途也是不同的。
俗话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在宣布官办学堂没两天，朝廷又宣布要在各县都增加辅助官员，比如说辅助收税的税官，辅助办学的学官，辅助开矿修路等事务的工矿官，这些都要从当地的官吏中选拔，无论以前是几品或者说答应给你几品都不算，全部按八品算，算是一种平等的开始。当然并不是所有辅助官员都从本地选拔，每个县都来了个监督县令的六品县督，他的主要事务就是主持选拔官员和监督县令老老实实做事。
朝廷的告示宣告后不久，各省的总督先就被召进京学习，他们在监政院中学习了半月，然后各带一批人回省里准备成立省级辅政院。现在中央的人也不多，只在翰林院和闲置官员中选出一批去各省，他们的要任务就是培训掘人才。他们先是把所有举人召集起来详细说明在各级办辅政院的意义，然后根据个人意愿和各府县人员缺口补充到各府县任税官、学官，一路忙下来一直到十一月底才算初步忙完，能不能用是一回事，至少架子算搭齐了。
一般来说有了人就可以做事了，但现在做事还得靠后，先得把这些人的俸禄解决了。从中央派去的人原来都有俸禄，反正年龄限制在那里谁也没有想多要的心，主要需要解决的是各省的举人。各省的举人虽说原来朝廷要供应银米，但那只够填肚子，现在要出来做事而且朝廷说了都给个八品，那相应的待遇就得提高，人不能多做事少拿钱这是都得遵循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因，十二月初政务院就接到各处索要银钱的奏疏。
信王和刘宗周、高攀龙等人早就知道有这回事，也早就准备得很充分。他们在接到各省上奏几天后，立即以政务院的名义行文宣布了各地税收的分配比例。前一阵已经说过要给各地留下一部分从矿山和工场收取的税收，大家都知道但不清楚具体留多少，所以一直在期待中。
政务院当时没说清楚具体给各地留多少，是因为还没有收到钱。当时各地的开矿和开工场事务还在出售权利中，只有少部分地方刚刚开工没卖几个钱，收税更是无从谈起。加上其中牵扯到大铁公司，要算清如何分配税收比例确实很为难。天启知道后决定让户部和大铁公司各让一部分利益出来，给各地新增加的人员补贴。
大铁公司本是天启用来替朝廷开路的，现在见各地都动起来了也就觉得没有必要事事冲在前面，不过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的利益在里面，所以他也不会全部放开。经过跟监政院几人仔细商议，天启决定把出售开矿和开工场权利资格的所得全部转投到修路上去，只留下钱庄收益安抚各股东。在此同时也要求政务院在财政盈余的情况下，把所有商税和可能收获的矿税都拿出来给地方政府留一些。
经过反复商议，最后结果是从矿山、工场、商贸等处收到的税都称为商税，所有收到的商税都分为二十等份。在这二十等份中各县留五等份，府里留三等份，省上留两等份，剩下的十等份全部上交户部。这个规定就意味着大家不能够光坐着不干事，如果哪个县开矿开工场经商等事做得不好，上级会斥责不说自己也没有收益。
政务院在宣布这些措施时，明确规定在各省、府、县留存的税收，一部分用于给新增加的人员补贴，剩下的用于今后新型农庄的建设，如果有余钱可以拿出来跟大铁公司合作修路，今后公路收费时可以按股分红。
这个规定出来没几天，就被全国的官员们领会清楚了其中的含义。除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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