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刘宗周说得言之凿凿，信王已经没空惊讶了，他苦笑了一下说：“看来皇兄让我们四人进监政院真有先见之明，本来这只是都察院的事，现在大家一分析好像都脱不了干系。 既然皇兄认为那个泰西人邓玉函的话说得有道理，认为平等与自由是今后大明用人方面的一种趋势，刘大人又说政务院没有做到平等与自由，那么就请刘大人具体说说吧。”
监政院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务的处理流程进行监督，避免因为人的性格、情绪、所处状态等个人原因妨碍国家大事，既然处理政务的人都不能出现情绪化倾向，那么监督的人更是要冷静理性。天启在成立监政院之前就对人的因素进行过考虑，政务院的信王和都察院的高攀龙都是性格偏内向沉稳的人，他们都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就算自己有什么看法也不会一意孤行强行要求执行，这就保证了监政者不会越位成为执政者。
圣学院和博学院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机构，让刘宗周和徐光启进监政院主要还是让他们辅助而不是决断，况且这两人本身也不是性子要强的人。四个人都是偏重理性的人就会多讲道理少闹意见，即便出现互相指出不足也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对人的横加指责，当然换上杨涟那样的急性子人就难说了。
刘宗周见信王并没有因为自己说政务院有错而不高兴，于是说道：“从表面上看这些县里的佐官感到不公平，说是难以接受经培训的举人越他们直接被任命为从七品，但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大家想一想，就算没有这回事他们又能升迁到什么位置上？估计最多在现在职位上终老，不因为办事不力出现亏空被清理就算万幸了，他们怎么会对自己不能企及的职位有不满呢？”
信王想了想说：“是啊，闹一阵也没有什么好处，这里面确实有问题。”
刘宗周说：“有问题的还不止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本地的县令在干什么？各府的知府、省里的巡抚又在干什么？无论是谁行文训斥一顿就能平息的事，为什么还会闹到北京来？”
高攀龙一听也点头说道：“这说明他们都在暗里纵容，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只不过以这些小吏的名义出来诉说不公平，朝廷不好意思对这些不入流的人出手。以刘大人的意思，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够站在一起来给朝烃施加压力？”
刘宗周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些省里和府县的官员之所以会这样遮遮掩掩地指东言西，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大铁公司出售开矿、开工场资格一事中获取到利益。虽说皇上允许他们卖爵位分成，还从火耗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补贴，但这次的利益诉求不是个人对而是对当地的集体。一是对公不对私，二是因为他们知道大铁公司是皇上的，所以他们才会隐晦的表达要求而又不好明说。”
信王说：“原来是因为他们是想在里面获取利益，认为朝廷直接任命培训过的举人为从七品感到不公平只是个幌子，但刘大人说是政务院不能做到平等和自由又从何谈起？”
刘宗周说：“皇上为了避免商家大户盘剥百姓，特意给他们的商业经营作了个两成利润封顶的限制，为了给朝廷增加税源和给百姓做事赚钱的机会，对开矿和开工场等工业方面的经营不作两成利润封顶的限制，只是对其利润分配作了规定。比如说开矿一事，假如一位投资者赚取了一万两，其中两千两为工人的报酬，两千两为朝廷税收，一千两在大铁公司购买资格，剩下的为投资者所有，地方官府一无所有，自然会有意见。”
信王说：“他们有意见跟政务院没有平等意识还是扯不上关系，再说政务院跟各省各府县是隶属关系，他们难道还想跟政务院平起平坐不成？”
刘宗周说：“所谓公平与否，是指出的力和获得的报酬对不对等，出力大获得的报酬小就会觉得不公平。而平等是指没出力而先天具有的东西，像是说两个人同时出生，一个生在王侯家所以锦衣玉食，另一个生在穷人家只有挣扎活命，不因为人的努力而改变。朝廷没出力只是因为管辖原因能够分得两成税收，地方官府同样没出力也因为有管辖权力却没有得到好处，从都没出力都是在管辖但一个有收获另一放一无所有这一点来讲，他们就觉得不平等。”
信王想了想说：“刘大人的意思是如果让他们也像朝廷一样收税，是不是他们就会觉得平等了也自由了？”
刘宗周说：“这是肯定的，收多收少是一回事，能不能收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允许地方官府也收税他们就会觉得受到平等对待了。至于说自由那就不用说了，有了钱就有自由，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那是多么随意自由的生活啊，但如果没有钱那就没有自由了。”
高攀龙说：“税收两成限制也是皇上规定的，朝廷收了两成地方官府再逐级收取那不成了横征暴敛了吗？皇上不会同意不说，按道理讲也绝对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
徐光启这时候说：“按刘大人开始所说，投资者开矿也好开工场也好，除去一成向大铁公司买资格许可，两成交税两成给工人报酬，投资者能得到五成，这也太多了能不能叫他们让些出来？”
刘宗周说：“他们那五成其中有两成必须存放在大铁公司的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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