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合计，俗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咱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也不能总指望着人家夏芹接济，必须得先谋个安身立命的工作才是。
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工农兵们基本上是一个箩卜一个坑，没有正式工作可找，这俩人在“缅共人民军”里混得年头多了，向来不知道法制纪律为何物，满身游击习气，不甘心到北大荒去开大田，万般无奈之余，只得又跑回“黑屋”混日子。
远郊的“黑屋”，历来是社会底层闲散人员的聚居之处，又是当地“黑市”的代名词，被公安局和革委会清理过无数次，直至今日也没能彻底铲除，司马灰当年曾在此横行一时，现在仍有许多熟人。在中国，人际关系绝对是闯荡社会的首要资本，人头熟便有路子，那样才有机会找到活干，毕竟人活着就必须吃饭，生存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前提，吃不上饭什么计划都是扯淡。
当时“黑屋”一带仍以吃铁路为主，湖南省每个星期都有一趟运生猪的专列，火车直接开到广州，再把生猪卸下来装进货车送去香港，往返一共六天的时间，车厢里需要有人负责清扫和喂食，这种活又苦又累，还非常肮脏，如果生猪出现死伤逃跑的情况，就得承担相应责任，铁道上一向只雇临时工来做，但是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跑一趟二十元钱，黑屋地区有许多闲散人员抢着来干。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两个，通过熟人给铁道上管事的送了一整条“特供甲级香烟”，才争取到了这份工作，可头一次上火车出工就傻眼了，戴上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闷罐车里刺鼻的气味，闻了这股味道一整天也吃不下饭。而且拎着泔水桶进到车厢里喂猪时，更是比在缅甸被政府军包围了还要恐怖。那些生猪一看到吃食。立刻呼噜着猛扑上来，无论怎么喝打也阻拦不住。要不是司马灰腿脚利索，就得被大群生猪当场拱翻在地活活踩死。
这天二人好不容易喂完了猪，累得精疲力竭，爬到火车顶子上抽烟透气，罗大舌头突然问司马灰：“你还记不记得马小秃？”
司马灰说：“当然记得，有时候我做梦还梦见他坐在火车顶上的样子。这马小秃爹妈就他一个儿子，上边六个姐姐。家里拿他当眼珠子似的供着，从小就什么活都不让干，上下学都是他几个姐姐轮流去接送。当年大串联的时候，听说毛主席要去井岗山视察，全国几百万红卫兵立刻疯了似的全往那奔，火车上挤得是人摞人，下脚的地方都找不着。当时马小秃也想去，他爹一听是去见毛主席呀，这事太光荣了，老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就答应让他跟咱们一块走。临行时千叮咛万嘱咐，还给带鸡蛋。车厢里实在挤不开咱们就只好趴到车顶上，可马小秃从来没出过门，更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还得钻山洞，一进隧道立刻四下里全黑，他给吓懵了，忘记了火车还在高速运行，站起来想跑，结果一脑袋撞到隧道上，死得可真是太惨了，咱们下车之后，打着手电筒回隧道里找他地尸体，那满地脑浆子的情形我就是到死也不会忘。”
罗大舌头也叹道：“到后来大伙才知道，毛主席到井岗山视察地消息是个谣言，马小秃死得可真他妈不值，这小子当年跟我关系挺不错，我们俩经常在一块玩，我特照顾他。”
司马灰奇道：“你是不是把做梦地事给当真了？我怎么记得你当年在学校净欺负这孩子了，人家马小秃带上鸡蛋还没等到开车，就先被你消灭了一多半。你究竟是跟马小秃关系不错？还是跟他们家鸡蛋关系不错？”
罗大舌头急道：“我操，那你要这么说可就太操蛋了，现在我这不是坐在火车顶上，突然缅怀起了当年的同学，心里觉得难受吗？咱们挨这苦大累也不算什么，就是干完了活只能在车顶呆着，实在不是滋味，再说忙个没黑没白，挣点血汗钱刚够填饱肚子，这得熬到猴年马月才有出头地时日？”
司马灰点头说：“这种跟着火车替殖民地同胞喂猪的差事，我也不想再干了，这份罪简直不是人受的，我打算去北京打听胜天远的下落，顺便弄笔钱，解决眼下的生存问题。”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立刻又来神了：“北京有什么捞钱的地方？”
司马灰说：“当年赵老憋换给咱们地火龙驹皮袄，可是个稀罕物件儿，去缅甸这些年，一直存在夏芹家里，北京地方大，容易找到收货的下家。”
二人说动就动，等跟这趟车回了长沙，就立刻前往北京，通过以前地关系，一面打听胜天远的下落，一面寻些打小鼓的买主。
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未结束，但北京历来是个“多重世界”，上下人等各有各的活法，总有些趁着除四旧淘换珍玩宝器的买主，这些人非常了解什么是社会，他们一个个心知肚明，哪朝哪代没有动荡时节？要都是清平盛世，古董便不会流落到穷街陋巷里跟白菜一个价钱了。这场政治运动早晚得有结束的一天，到时候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就会立刻翻着跟头往上涨，千倍百倍的暴利唾手可得。
旧时称沿街收购旧货者为“打小鼓的”，常挎个大布褡子，手敲一面巴掌大的扁形小圆鼓走街穿巷，收购范围很广，上到金玉古董、首饰字画，下到鸡零狗碎、破铜烂铁，没有他们不收地，在老北京地五行八作里向来占着一路，所以这些收货者至今仍以旧时称谓自居，只不过在文革中行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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