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欧洲运回来的书籍中,其中肯定有不少反对君权,或对君权限制的书籍,如果让顾炎武主持同文馆,接触到这些西方书籍后,恐怕更坚锐的观点都会提出来。
只是转念一想,大明的发展,不可能一直任由君权至高无上,至少自己在位时,没有人能动摇自己的君权,又何必怕顾炎武提出更坚锐的观点。何况与其让别人提先出,不如掌控在自己手中。
“既然爱卿认为顾炎武能胜任,就选他吧,不过,从欧罗巴运过来的书籍没有挑选,包罗万象,要短时间把全部书籍翻译成汉文不太现实,朕看可以先限制翻译的书目,从基础学科开始,以补大明在基础学科方面不足,其它天文地理、小说戏剧、哲学等,以后再翻译不迟。”
“是,臣明白了。”樊跃应道。
对西方书籍进行翻译,王福并不是首创,早在万历三十五年,西历1607年,徐光启和利马窦就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徐光启、熊三拨、李之藻、傅泛际、王丰肃等人展开了对西洋书籍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或独立,或与人合作,数十年时间,分别有《表度说》、《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寰有诠》……等七千余册书籍被翻译成汉语,可谓规模宏大。
只是翻译这些书籍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虽然都是官员身份,他们在朝中权利却不大,自然也成不了主流,这些翻译过来的大多数书籍都只有小规模刊印,对于当时的士子来说影响不大。
直到弘光七年,朝廷大兴教育后,一些基础知识采用了《几何原本》、《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等书籍的内容,这些翻译的书籍才开始得到了较多关注。
如今大明要翻译的书籍不是数百,数千,而是数万、数十万,同文馆自然也不能小打小闹,任命顾炎武作为同文馆馆文之后,朝廷开始下旨招募翻译人员,首批即招募了二百余人,这些人当中,除了大部份是大明士子外,还有五十多人却是欧洲人,其中包括毕方济、瞿纱微、南怀仁等人。
此时舰队归来的籍大规模翻译的东风,报纸也选出了一些正在翻译的书籍进行连载,其中介绍地理、风俗的一些书籍得到了百姓欢迎,而介绍科技基础的书籍则得到学生和技工们的欢迎,刚刚正要散去的欧洲热潮重新火热起来。
《大明皇家日报》适时推出评议文章,文章主张“时移事易,与时俱进。”眼下大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儒家文化应有兼收包容之心,将一些过时的理论剔除,对儒家文化再进行定义,最后提出“新文化,新儒家。”的口号。
随着大明工业化的推进,儒家当中的一些文化已经开始逐渐不适应,不少人早有所觉,如“父母在,不远游。”“土农工商”的分类,儒家对于奇巧阴技的轻视等等,只是没有人系统的提出来,这篇文章无疑是首次提出要对儒家文化进行改造。
《大明皇家日报》一向是朝廷的喉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士子心中引起激烈震动,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对此捶胸顿足,若不是《大明皇家日报》后台强硬,恐怕早被人砸了或放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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