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还是在大明时期，大明没有亡国，没有那么多内忧外患战乱，按着明朝的工商发展轨迹，大明也许也终究要进入到这个阶段。
没有如大汉一样对外战争拓展下的大量土地，也没有对外战争胜利征服的大量人口，那么想转型，就必然要经历羊吃人的这个阶段。
但现在的大汉，却又截然不同了。大汉在外开拓了大量的新疆土，又征服了大量外族，这就为大汉的转型，提供了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土地和人口。
有了这些大量的新土地，那么大汉不但不会羊吃人，而且还能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严重问题。移民授田，土地置换，这些都让更多的人拥有了土地，重新握有了生产资料，这就如同是一剂稳定剂，能大大的止住现在有些浮躁的局面。
而有了大量新征服的外族人，又为如今大汉正迅速发展的工商业带来了最需要的产业工人。有了这些人，那么就没必要再迫使大量的汉人从农民转为产业工人。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条件，大汉如今才发展如此迅速，又如此安稳，没有出现太多激烈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整个政策上，不免体现出了大汉对于外族人的那种不公平对待现象。
朝廷给汉人授田、租地，全力扶持他们，愿意外迁实边的，有各种安家费，移民贷款、补贴等，还有免费的土地授给。就算留在原籍，朝廷也还在通过对地主的限田和土地置换，收回大量的土地来租佃出售给他们，让他们也能拥有田地。
可对于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他们却连马上取得大汉户籍都难。他们得迁离家乡，成为大汉的产业工人，或者是佃农。虽然大汉有无数新开拓的土地，但他们却得不到一亩半分。
可没有人为他们说话，在大汉的上下看来，大汉征服了他们，没有直接把他们打发奴隶就算不错了。现在到大汉做工人做佃农，不也很好吗，做工有薪水，佃田也有收成，并不会少给他们一分一厘。
甚至到了他们的第二代，接受了大汉的教育后，以后就能入大汉的籍，第三代就能入伍当兵或者为官做吏，到那时他们就是一个汉人了，并不会有什么区别了。
只是许多人都没意识到，或者少数人意识到了也不会说破的是，这些外族人迁到了大汉，或者到了大汉的边疆，成为了工人或者佃农后，就算他们的第二代能溶入大汉，享受大汉一样的待遇，但因为他们父母失去了土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资料，他们以后绝大多数人，依然只能是进厂做工下矿干活或者继续受雇种田，这将是极难逾越的一条鸿沟。
这也是大汉皇帝一手设置的一条界限，这些外族，甚至是将来的新汉人，他们的头顶会有一道透明的玻璃天板，想要突破这个界限，太难太难。看似天空一片明亮，其实却难以突破。
这种界限，只能用三代五代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随着他们一点点的更加溶入同化到汉人当中，才会逐渐消失。
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政策，强化了汉人的利益，其实也是在加速同化外族，始终保持着汉为主体，保持着内部的绝对稳固。
议院争论不断，朝野也是一片议论之声，刘钧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只是他丝毫不为所动。
限田和置换土地法案，当然对地主们损害极大，但为了帝国长治久安，刘钧也不会手软。刘钧愿意拿关外几亩换关内一亩，甚至十亩换一亩都可以考虑。如果限田置田法能够全面推行开来，那中原就能多出数百万的自耕农，数百万自耕农，这对于朝廷的中原稳固可是极有帮助。
自耕农就如比是后世欧洲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是国家稳固兴盛的真正基础。
刘钧一直记得梅之焕说过的一句话，这世上只有饿极的穷人会造反。刘钧认为梅之焕说的很对，饥饿而反的穷人，历朝历代都很多，虽然他们往往最终都成不了事，但却是一个个王朝的送葬者。
而那些贵族、富人地主们，也会造反，但如果没有那些饥民造反重创当朝，这些人造反一般都更难成事。
朝廷还是会继续向边疆移民，把中原各地那些极偏僻落后贫瘠之地的百姓迁出去，把那些罪犯发配出去。但也会坚决的执行这个限田置换法案。
穷人如果饭都吃不上，饿急了，什么事都敢干，别说造反，就是皇帝都敢拉下马。但富人除非被逼的再无退路，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舍弃自己的家业造反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就是成本问题。饥民造反，不用考虑任何成本问题，因为他们要么饿死，要么造反被杀，造反还能多活几天。
可富人造反，成本就高了，付出和收益很难相符。
当初刘钧向这些富人们征收换契税，也算狠狠从他们身上刮了一层油下来，他们心中非常不满，但最后没多少人真正就反了的，而今天下安稳，更不比几年前，相信更没有人敢反。
况且，这年头经营土地收益本就不高，不管是开厂还是开矿还是做贸易搞运输，收益都远远高于土地产出。他们现在吃点亏，但还是能从其它地方得到收益补偿，并不会因为这个法案，就过不去要狗急跳墙。
至于那些被征服的外族人，刘钧更不担忧了。
只要能活的下去，并没有多少人能有勇气造反的，毕竟造反是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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