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至十年（1805年）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夕，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发动起成百万被压迫者，对清王朝进行了猛烈冲击。统治者倾注了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企图扑灭这一熊熊火焰，以维持其黑暗统治。起义者在十年当中，转战于鄂、豫、川、陕、甘五省的广大地区，屡次将反动武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从各方面削弱了清王朝，使它的虚弱本质进一步暴露，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志。大起义虽然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及起义者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错误而终于失败，却成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
这次起义当中，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王聪儿就是其中一员。
迄今为止有关王聪儿的论述，几乎都对她给以极高的评价，如认为她直接组织和发动了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大起义，组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她统帅这支数万人的大军，纵横驰骋在鄂、豫、陕、川等省，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不仅支援了其他地区的起义军，还对大起义的进程产生很大影响；她能坚持正确的路线，和叛徒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总之，在这些论述中，起义军特别是襄阳起义军在起义最初两年所取得的功绩，几乎都被归功于王聪儿个人了。
无庸置疑，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可是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无限地抬高她，将不属于她或不完全属于她的功绩，强加于她，甚至赋予她以超越她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某些特色。
为了正确评价王聪儿，首先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有关王聪儿的论述中经常引用的若干重要材料，进行初步辨析，并通过这种辨析，试图给王聪儿一个符合她本来面目的历史地位。
一
为论证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和发动者，有关论著和辞书都指出，乾隆六十年（1795年）末，她和她的丈夫齐林（白莲教支派湖北收元教的重要领袖）曾计划第二年（嘉庆元年）的元宵节，在襄阳城内举行武装暴动，因变节者泄露机密，以齐林为首的一百多名教徒惨遭杀害。
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周凯的下列叙述：湖北襄阳的收元教“谋为不轨……推齐林为首，期以嘉庆元年正月十五日破襄阳城。城中民或外徙，城外民或内徙，风谣四起。署襄阳县知县张翱……素习一老库书，召入内署密询……搜其身，得小册，皆伪称，知齐林为首，老库书为相，……闭城大索，勒兵守城。时，齐林之党悉在城外，城中不过数百人，不能拒，尽获之……骈诛于道署之西，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时，正月三日也。”[1]
周凯言之凿凿，可是六省教案（乾隆五十九年秋，清统治者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浑元教）初期，清湖广总督毕沅就上报弘历，在襄阳“将首犯宋之清（收元教教主）拿获，并究出同教各犯……齐林等十八名，亦即按名全获”[2]。不久，新任湖广总督福宁宣判：“此案宋之清……照大逆律陵迟处死……高成功、齐林等十九犯，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3]所以齐林已在乾隆五十九年初冬牺牲，不可能再在一年后和王聪儿一起组织襄阳城内的暴动。
其实，周凯所记载的只是襄阳一带关于齐林的一种传说，而它基本上又是以下述一些事件作为素材：
如《襄阳府志》的汪履安传：“汪履安……诸生……邪匪起，助守（襄阳）西门。诇得县户书段琼、段玙暨县役侯朝纲通贼状，密白于知县张瑢。捕琼，玙已飏去……质之朝纲，弗承也……于其蔽膝中得红笺，有八字云：‘分郡之事，速来商议’，朝纲始服输。盖受伪职都督，实期以是夜在各官署后举火为内应也。所牵引城内数十百人，骈诛之，城守乃益固。”[4]
《方略》也记载了这个事件，但十分简单：“署襄阳县施南同知张瑢，于旬日内拿获城内外书役、奸细，正法二百数十名。”[5]
又如《襄阳县志》记载：“嘉庆元年三月，襄阳匪首齐林之党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立王氏（王聪儿）为总教师……四月初七日，匪首肖应提烧樊城，遂渡河攻襄阳城……县役王林为内应……斩以徇。应提中炮立毙，贼众分窜，城围遂解。”[6]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传说确实取材于上述两个事件，只是改动若干具体情节和人物姓名罢了。周凯在道光初年任襄阳知府，自然会听到当地这个传说，其后被他收入上引《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一文。
周凯的叙述并没有提到王聪儿，可是有关论著几乎都指出她也参加了这一密谋。史料没有记载，不只何所根据？
可见齐林夫妇曾组织襄阳城内武装暴动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据以立说的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传说，并非史实。
同样是为了突出王聪儿组织、发动这次大起义的功绩，一些论著指出，著名的襄阳地区大起义，是由王聪儿在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月辰日）亲临现场领导的。翻阅有关史料，始终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根据。倒是襄阳起义军一些成员的追述，为我们提供了说明事实真相的某些依据。
襄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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