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
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
当然，对于朱明忠来说，他非常清楚，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笑而不语的朱明忠，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顾炎武反对加商税，有他的的顾忌——作为满清“德政”，满清入关后，即减免了大量商税。以争取民心。
“清虏入关之初，以京师初定，特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清虏尚是如此恤商，以促市场繁荣。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
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善举”。且不说其它，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以税抑末”，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偏爱”，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偏爱”的表现。
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并不是他心中的“加税”。
“加税……”
面对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沉吟道。
“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先帝时，虽屡加商税，仍国用不足，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商人纷纷逃出京城。如加三饷者，只令百姓苦楚，徒生民变，以“加税”为开源，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朱某又岂曾不知！”
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说道。
“本官口中所言“关市之征”，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再者说是，这“关市之征”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所征毕竟有限，若想征以商税，非得征以厂税不可！”
“厂税”才是朱明忠的口中“关市之征”。相比于市集上征收的“落地银”等杂乱商税，工厂税收才是真正的大户。这也是从200年后的经验，或者说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商业崛起就是建立在工厂上，而国家税收的膨胀，同样也是因为工厂的建立。毕竟，在生产环节征税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而相比之下，其他各国仍然在那里绞尽脑汁地通过土地，税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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