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寒蝉】《血酬定律》中说：“造就潜规则的力量，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
“合法伤害权”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整人”、“打击报复”等等。
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具有橡皮筋一般的特性。合法地伤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张居正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有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他讲述的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军队将校升官，lùn_gōng行赏，取决于首级。有个兵部（国防部）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报告兵部的官员，说字有涂改，按照规定必须严查；等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还是一字，并无作憋；于是兵部的官员也不再追究。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都在这个小吏手上，你不贿赂他行吗？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想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合法伤害权”的厉害。这恐怕也是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如同鱼肉，所以有“鱼肉百姓”来形容这些人与老百姓的关系。古代民间有句“官断十条路”的说法，是指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也体现了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财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没有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
“合法伤害权”是一个能帮助我们洞察隐秘和真相的词，借助这个词，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就顿时了然。“合法伤害权”威力巨大，成本低廉，人们几乎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攫取利益；相比之下，造福的权力却有限得多，离不开实际资源的支撑。因此“合法伤害权”对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运行影响深远，也是潜规则形成的根据。
对暴力的掌控才是最终的根据。“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这种能力流动的。施恩者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于是我们看到无法竭制的官僚集团的膨胀。
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官僚集团，连皇帝都算不上；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集团。如果用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那么最大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群体。官僚集团内部分肥的油水，最终都出自老百姓。
因为权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使其变异。人群中不乏有其他领域的权力拥有者，但在特定场合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已习惯于遭受无礼的回应。“习惯”的可怕在于意识深处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自然反应，于是参与彼此践踏尊严的循环——当离开那里，回到自己权力可辖的范围内，也换成同样的一张冷脸。其实权力的本质伴随着的则是责任与义务，如果缺乏内在人文良知与外部管理监督的双重制衡，极易转向威风等同威信，权威扼杀尊严的歧途。
《清代官场图记》一书说：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章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例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清朝的官员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更深刻地认识。
《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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