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寒蝉】唐代的中央军事决策及其特点。
在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下，皇帝是军国大政的最高决策人。代表皇帝参与决策并且执行决策的是宰相。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制度和宰相制度，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变更。与西汉相比，唐代宰相没有汉代宰相权力那么大，也没有设立像太尉那样的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唐代中央决策机制以三省六部制为特色。
用现代政治制度的精神来考察，所谓三省六部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合一的制度。在三省六部制度下，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议，尚书省颁布执行。然而三省长官原则上都是宰相，实际参与制定决策的过程。另外，从唐初以来，其他官员还可以参议朝政等名义预宰相事。太宗时代，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称号，并且在高宗以后变成正式的宰相名号。唐代宰相在一起议政的地方叫政事堂，开元二十一年（723年）改为“中书门下”，并且于其后列置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新唐书?百官制一》）。对于唐代中书门下后列置五房的具体建制，今人虽然知之不多，但兵房主管军事方面的事务当为必然之事。
政事堂对于军事问题的处理和决策功能，原则上可以用“最高国防会议”的现代概念来表述。但在古代，无论是宰相还是中书门下政事堂，都不可能撇开皇帝独立决策行政，他们都只能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政令。唐代皇帝与宰相讨论军国大政主要有常朝、入阁和延英召对三种形式。常朝是指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和清望官等每日或隔日在政殿（宣政殿）朝见皇帝，面奏政事。仪仗随百官退下后，宰相与皇帝议决大政。入阁是指皇帝在便殿（紫宸殿）接见九品以上官员朝见后，宰相与皇帝商议政事。以上两种都是皇帝与宰相在朝参仪式后进行决策。唐代后期，皇帝多在延英殿处理政事，有时专门就军国大政召见宰相，被称为延英召对（按，参加延英召对的官员，除宰臣外，也包括其他官员）。如果宰相有事要与皇帝面商，则称“奏开延英”。由于唐朝后期常朝并不常举，延英殿的御前决策形式便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开延英”便从一种朝参的仪式变成了决策的形式。我们且以《旧唐书》卷170《裴度传》中六次延英决策为例：（1）元和十年（815年），裴度被刺客所伤，宪宗在拜相前一日宣旨给裴度说：“不用宣政参假，即延英对来。”
（2）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朝廷内外一片惊慌。“先是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状”，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τ镉惹校唯度言贼不可赦”。宰相们揣摩“上必厌兵”，想在延英见皇帝时“以罢兵为对”。但是，“延英方奏”，还没有等宰相们开口，宪宗便直截了当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需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
（3）元和十二年，裴度被任命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到前线督师，“度既受命，召对于延英”，裴度向宪宗表示“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
（4）长庆初，穆宗罢裴度兵权，为东都留守，命元稹为相。“谏官相率伏阁门诣延英门者日二三。”
（5）裴度奉召至京师，向穆宗谢罪：“受命讨贼无功。”穆宗安慰他：“所谢知，朕于延英待卿”。
（6）敬宗欲巡幸洛阳，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自兴元来，因延英奏事，帝语及行幸事”。
根据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延英”已经成为皇帝同宰相讨论军国大政的重要场所。宰相见皇帝，或者皇帝要接见宰相，都要开延英。特别是上举第二条材料显示，延英的宰相们要就用兵策略、将帅任免、兵力调遣提出意见，是关于御前军事决策的典型事例。
御前会议讨论的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但是重大的军事决策必须有皇帝的批准，才能实施。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指挥对泽潞的战争，大小之事，几乎都要奏请皇帝批准。如《请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状》提到，“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圣旨，亦以两道节度同在一处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未审可否？”可见在延英御前会议上，宰相已经面奉武宗皇帝的旨意。宰相们提出任命王宰为攻讨使的具体意见后，还要再次以书面形式请求皇帝批准。
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专制主义特征，决定了其权力运作的非规则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有制度规定，另一方面，在制度之外，皇帝因个人喜好和政治生态的需要，并不按照规则行事。而且后者往往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常态。从军国大政的决策这个层面上看，就表现为最高决策的皇帝极权和宠臣擅权的矛盾现象。所谓皇帝极权，是指皇帝独揽大权，是军国决策的最高仲裁者。但就是在极权之下，孳生异化的政治力量，使决策出现偏离皇权的倾向，特别是在皇帝为了控制臣下或皇帝无法控制臣下时，极权化必然导致决策权力的异化。于是撇开宰相——制度规定的决策者而产生了新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古代，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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