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动静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七)古今关系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
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
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
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
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
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③以lún_lǐ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lún_lǐ为本位。以lún_lǐ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
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lún_lǐ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lún_lǐ学的路径。
正是通过对lún_lǐ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lún_lǐ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
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lún_lǐ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道家对生命的观点一般认为道家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幻想通过各种养生修炼而达到长寿不死，“因而开创了中医养生学”
[③]；或从考察养生学源流的角度说：“寿命的无限延长说，即源自哲学特别是老庄学说[④]。
“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研究道家思想体系“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及其重要的”。
但他也同样认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道家迷恋于肌肉坚实、肤色丰美的青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能够用以遏制衰老过程或返老还童的技术。”
[⑤]可见，李约瑟乃至许多科学史家都自然而然地将追求不死成仙的思想和服食、导引、房中、行气等各种具体养生方法的起源归之于道家和道家思想体系。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先秦道家对于“寿命生死”问题的看法，就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并非道家宗旨。在老子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人的寿命生死问题，但从其一切均不得违反自然规律的宗旨观之，是不可能相信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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