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御前会议在明治天皇的主持下，还是以伊藤博文的五点意见为基础，一致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一、为了防止重蹈覆辙，给大本营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提供依据，情报部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取得义勇军入台的第一手情报；二、无论歼灭第一旅团的支那军队是不是义勇军，都必须立即组织后续部队尽速增援台湾。不过具体增兵多少，还要在大本营高级会议上最后确定；三、立即组建澎湖舰队，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台湾海峡的航运通道全部封锁，断绝支那人的一切援助行动；四、再次向清国发出照会，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有违《马关条约》规定的一切行动，并请求泰西列强对清国的背约行为进行谴责；五、提请议会增加军费拨款，并再次发行支援台湾军事行动的爱国公债，以弥补国库之空虚。另外，还要通过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对清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尽快交割第一期赔款，以缓解我们的财政压力；六、由天皇亲自颁布诏书，激发全体国民的士气，对支那人的无耻行为进行声讨，号召臣民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而战。
御前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明治天皇昭告国民的诏书赫然出现在了《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在兹圣战出现反复之际，朕立誓继续‘开拓万里波涛，国威布于四方’之既定国策。惟战事一时坎坷之局面，使我臣民流于焦躁、不安，有沉沦于不自信、不愿战之倾向。开启国运之念日衰，消极避战之风渐长，致有思想混乱之兆，朕深堪忧虑……朕知道国民为了帝国在受苦，军人为了大和民族在流血，然朕与尔等同在，共度此艰难时日，全体国民惟有同心戮力，树立为帝国而战之信念，共创帝国千秋之伟业……”
同时，日本报刊还分别以“清国背约，是可忍孰不可忍”、“清国无视国际法，悍然出兵台湾”等标题，刊登了辽东义勇军渡台作战的消息，并报道了外相陆奥宗光给清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一时间，东京的大小街道充斥着报贩“看战争的最新新闻”“看清国悍然出兵台湾”的叫卖声。从国立博物馆到上野公园，从浅草寺到仲见世，从千代田到新宿御苑，“支那人卑鄙无耻”和“誓将帝国圣战进行到底”的声音，迅速成为了日本国民议论的主流。而前两日因第一旅团覆灭，在日本民众心中产生的悲观与惶恐，则随着狂热军国主义思想的急遽爆发而被迅速淹没在一片“打，打，打”的疯狂之中。
由于欧美报纸的转载，日军在台湾遭受的重大损失，很快就传遍了日本国内，当初辽东惨败带给日本国民的悲凉感觉再次充斥于每一个人心头。不过，已经吃进嘴里的肉，支那人竟然还想拿回去，这让已经对圣战成果期待了很久的人们产生了一股愤懑之气。因此，明治天皇极具蛊惑力的诏书一经发布，日本国民迅速在台湾战争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大有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味道。
在东京，街上的人挥舞着太阳旗，高呼愿为天皇陛下尽忠的口号。人们在议论中纷纷主张增兵台湾，把可恶的支那人斩尽杀绝。一些狂热的青年男子甚至排队站在靖国神社门前，拉扯着“好男儿入伍上前线，杀尽支那人，为天皇陛下增光！”的白布红字条幅向来往行人展示。一些商店还纷纷打出“支援台湾圣战大义卖”活动，引得人们手举着钱币，拥挤着、呼喊着争先恐后地购买；一些学校的学生抬着“为圣战募捐”的箱子，向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募集捐助，人们纷纷驻足停留，慷慨解囊认募，整个日本三岛到处都是一片战争的喧嚣。
可是在谈到有“支那煞神”之称的义勇军时，人们的分歧却显而易见。有人认为清国政府根本没有胆量向台湾派兵，所谓的“辽东义勇军出现在台湾”是前线那些无能的指挥官为了掩盖战败的过失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也有人认为支那人不讲信义，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主张出兵支那，一鼓作气打到北京；更有人对辽河平原的惨败记忆犹新，仍然心有余悸，表示要小心应对。不过，尽管认识不同，却都是一派杀气腾腾的主战论调。
当然，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以部分内阁成员为代表的官僚，由于他们对国内的经济状况十分了解，对这场战争的旷日持久化表示担忧，对于辽东义勇军参战也不无忧虑。但是他们对于已经吃到嘴里的台湾，却是绝不愿意再吐出来，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并利用泰西各国对清国施加政治压力，以期达到目的；另一种是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平民百姓，他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对继续打仗深痛恶绝。然而在如今千口一辞的情况下，这种微弱的声音又能有多少人可以听得进去？
满大街都是一片叫嚣战争的狂潮，但血一样的事实却是什么也淹没不了的。在日本许多城市的大街上，一队队举着战殁者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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