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曙清是一个学者出身的官员，早些年一直是在省里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因为思维敏锐、文笔出众而深受省领导的好评，并在刚过不惑之年的时候被委派到宜坪市担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
虽然从来没有做过基层的实际工作，但郭曙清对于基层政府的行事规则并不陌生。他知道，各市县长期以来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评价一任书记或市长工作成绩的好坏，就看在他们的任上引入了多少资金，建立了多少企业，创造了多少产值，这已经成为官场的惯例了。
郭曙清不想让自己与这些同僚们混为一谈，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官员，也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在众多的同级官僚中脱颖而出。市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很多人眼里是高不可攀的，但对于郭曙清来说，并不觉得满足。一个书记不过就是一个司局级干部而已，中央各部委下属的各个司局、省里的各个厅，加上全国300多个地级市，林林总总的司局级干部将近5万人。如果他的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二致，他如何在这5万人中间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呢？
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已经初步摆脱了贫困，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在吃饱饭的问题不再成为困难之后，对于发展路径的讨论便日益红火起来。近一段时间，报纸上频频出现“反对gddp弊大于利”等说法，郭曙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趋势，意识到光靠搞好经济是不足以出人头地的。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履新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书记一样大刀阔斧地发展经济，而是努力地在寻找不同的发展路径。他想过文化兴市、旅游兴市、宜居兴市、休闲兴市甚至宗教兴市等等想法。但所有这些想法都存在着具体落实上的困难，所以一时难以作为一项政策出台。古谢夫刚刚向他抛出了一个后工业城市的概念，并声称这是超前时代50年以上的概念，这让郭曙清颇为心动。
在中国，评价一样东西好坏的一个标准就是“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和中国本土的东西不一样，沾着一点西方的仙气。君不见，地产商开发楼盘的时候，往往要取一个什么“澳乡”、“枫叶”、“普罗旺斯”之类的名字，让人觉得所住的地方透着浓浓的异域风情；还有一些消费品商家，明明生产的是臭豆腐和辣椒酱，却要起一个“拿破仑”或者“伊丽莎白”的商标。好像洋人吃过就高贵了许多一般。甚至大街上的非主流少年们。也要打扮成一副欧洲范儿，鼻子上挂个一尺来长的铜环子，也不嫌吃饭的时候费事。
在专家学者这个层面上，表现不会这么俗气，但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用西方的理论作为依据，千万别扯什么孔子老子之类的，显得太土。郭曙清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给领导写讲话稿的时候，如果引几句“直挂云帆济沧海”之类的古诗。难免会让人笑话，而如果能够加上几句“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或者“拉普拉斯有句名言”，立马就显得高端大气，这就是所谓洋气的作用。
要提出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建设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借鉴国外，如果能够使用连在国外都显得超前的观念，那就更是好上加好了。“后工业”这个词，郭曙清是不陌生的，不过把后工业和城市连接在一起，仍然让他感到眼前一亮，他预感到，古谢夫的来访将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收获。
“古谢夫先生，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您认为城市应当摆脱工业职能，从而避免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放弃工业，如何实现城市的充分就业和社会发展呢？”郭曙清不耻下问道。
“城市应当是一个财富集聚的中心，而不是一个财富生产的中心，这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应当具有的意识。”古谢夫掷地有声地说道，没等郭曙清质疑，他话锋一转，又说道：“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完全去工业化，在目前还是很难做到的，你们的政府需要gdp作为政绩，是这样吗？”
郭曙清觉得脸上有点热，他说道：“我是极其反对gdddp，那么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就难以解决，我们怎么能够为市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呢？”
“在我们西方，有很多宁静的小城市，它们并没有显赫的工业，居民的收入连续多年没有增长，但他们的生活却非常舒适，生活环境也非常优美，您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发展模式吗？”埃金在旁边插话道。
“这倒是真的。”郭曙清点头道，“我去过欧洲的一些小城市，那些城市的环境非常好，当地却没有什么工业，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通过金融、信息服务等等，同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模式更能够贴近市民的需要，在后工业时代，人们已经放弃了对金钱的不休止的追求，他们更愿意有闲暇和工作的尊严。”古谢夫说道。
“我感觉也是如此。”郭曙清说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很不容易吧？”
听到郭曙清这样说，古谢夫和埃金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都意识到，郭曙清已经成功地被引进坑里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往坑里填土的问题。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就是为了把中国人带进坑里去吗？
“要使一个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后工业城市，当然是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的。”埃金道，“我们今天到宜坪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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