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败家不要紧，她败的是别人家。? ? 儿子可是撑自家的门户，千万不能败家。窦怀德就叹气，我家启贤是打少了，或者说从小就没打过。
窦怀德认为，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这特殊的国情就是孩子要打，不打不成才。毕道友的儿子挨打了，所以他就成了才。我儿子没挨打，那就是废物一个。
毕志强与李子童没去别的地方喝酒，就在公司的食堂包间里，同桌的还有一班公司中层经理。公司里人的大都还不认识李子童，一番介绍寒暄后，又是祝酒与热情洋溢讲话，酒桌上的这一套就不多说了。
毕志强向李子童通报了公司目前的一个大动作，准备收购市机床厂。市机床厂原来是标准的国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在九十年代初就陷入亏损状态而停产。
后来机床厂被一个新加坡人买去。所谓的新加坡人其实是中国大6人，于二十年前偷渡至香港，获得港人身分后又到了新加坡。
这人根本不懂机床的生产，也不懂机床的销售方法。其实这个不要紧，董事长主要是负责管理，具体的生产与销售由别人去做。但是这人没这样做，他先要求市里先将机床厂宣告破产。他的理由是，我买这个工厂是想好好赚钱的，不是来学雷锋帮他们还债。
这个要求很有道理，买来一个工厂还没开业，结果就被大批债主堵门要债，这事别说资本家即使是政府也不会干。
机床厂向法院申请破产，依法走破产程序。债权人会议做出决定，机床厂的债权由债权人按比例分配，债务在法定时间之后正式宣布破产时清零。
所谓债权由债权人按比例分配，实际上没人要那些烂账，几乎都抵给银行充债了。就这样那个新加坡以五百万人民币的代价取得了一个没有债权债务的，无任何瑕疵的机床厂。
轻装上阵，新加坡人就好好组织生产了？才不。他以机床厂的土地与厂房分别向几大国有银行贷款三千万，贷款理由分别是购材料、设备升级换代、流动资金短期贷款、技术更新由普通机床向数控机床转向。
市机床厂属大中型国有企业，仅仅占地就有三百亩，按当时的地价也值两亿多，就别说厂房设备了。这样的贷款没什么风险，何况还是外资企业，银行相继放款了。
有钱了，应当生产了吧？没有，这个新加坡人将钱转走了，人也跑了。换句话就是说，他卷款潜逃了。一个漂亮的局，五百万套走一点二亿。还不算在承山期间的夜夜笙歌，不断的大姑娘小媳妇陪他睡觉。
机床厂的工人去市里闹，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好好的一个工厂硬是被市领导搞倒了，我们要退休金，我们要报销医疗费。
市里有关领导头痛。这事做得确实差乎，落下了天大的笑话。可是头痛归头痛，敢于闹事该抓的还是要抓。几个为头的工人被抓了起来，分别拘留三到五天。
可是第二天机床厂的工人还是还吵闹。工人学乖了，现在排在前面的全是退休工人与老妇女。有关领导更头痛，这些七老八十的人不能抓，即使抓了拘留所也不收。真要拘留所收也行，请市领导亲笔写字或者下文件，这些老头老太太在拘留所里出了问题不归我们负责。
没哪个领导敢写这样的字，更没哪个领导敢下这样的文件。可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工人们将市政府的大门、后门全堵上了。上班的进不来，下班的出不去。
后来市有关领导想了个办法，召集工人代表开会。领导说，你们要求开工，行。你们自己选一个厂长行不？市里与银行商量一下，贷点款给你们。然后呢，你们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再也别找政府了，行吗？
政府领导出的主意，机床厂的职工同意，于是就可以这样办了？才不，办企业哪有这样容易。
银行就先不同意。你们上次搞假破产就赖了将近两亿的债务，其中就包括我们银行的贷款。这个就不说了，现在又欠银行一点二亿，我们还能贷款给你们？
面对市领导的压力，银行说，我们没那能耐，要不你们找省行说去？省行让我们贷，那绝对没二话，我们肯定贷。
省行，省行不可能答应。市领导不找这个没趣。面对职工的吵闹，市领导又换了个主意，要不，我们再来一次破产？先将银行的贷款赖掉，然后再想办法？
这次破产很容易。因为以前的债务在第一次破产时就已经清零，现在只剩四家银行的一点二亿，也就是说只有四个债权人。法院连公告都不用布，直接将“债权申报通知书”递到四个银行就行了，同时也通知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何时召开。当然公告还是要布的，这是法定程序。
法院规定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是一个月后召开。这已经违反破产程序的相关规定了。只是这四个债权人都是本市的，都是家里人有话可以好好说。
无需等到一个月后，四个银行的行长第二天就相邀去市政府。他们不去法院，直接找市领导说话。银行质问市领导，你们为什么要搞假破产？
几个市领导同时摊摊手，是真破产，不是假的。不过你们要是能伸手救一下，也可以不破产。
行长们与市领导说不出道理，各自将本行的法律顾问找来，大家在一起开会商讨对策。法律顾问们说，这事好办啊，机床厂的土地不是抵押在这儿吗？拍卖土地，拍到的款项收抵我们的债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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