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部有一辆老掉牙的美式吉普，据说是抗美援朝时在朝鲜俘虏的美国货。屈龙坐着这辆只有领导（当然同志们也常坐才享用的小汽车，在路上抛了几次锚，顶风冒雪，在山路上跌跌撞撞，天黑时才赶回县城。县委大院设在县招待所后面一条东西小街的路北，和招待所的后门正对。1967年－－－－1968年的县红卫兵造反派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县委招待所，有时县委控制他们，有时他们控制县委。造反派的头头们和县委的领导及一般干部都搞得很熟。屈龙对县委大院也并不陌生。
县委大院两边是接待室。迎门墙上写着手写体“为人民服务”五个遒劲的红色草书大字。迎门墙后五间出前檐的红柱子大瓦房是县委办公室，办公室后边有两排瓦房是县委干部的住室。组织部长郑伟住从头排西数第二个房间。门关着，郑伟正坐在桌前看文件，听到敲门声，便起身开门，见是屈龙，便热情的拉住屈龙的手，象长辈见到远行归来的晚辈一样亲切地问:“啥时间回来的？”
“刚到！”屈龙感到了回到家一样的温暖。
“冷不冷，快坐下来烤烤火。”说着把屈龙拉到床边的火炉旁，让屈龙坐到床上，然后关上了门。
屈龙坐下，还没开口说话，郑伟又说：“你烤火，我去伙房说一下，给你准备饭。”说着走了出去。
郑伟，五十多岁山西老区人，瘦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长方形脸。因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脸上布满了皱纹。郑伟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随军南下，留在了这里，做地方工作。他从乡区干部熬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伟为人严谨正直，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蔼可亲。他原则性强，使那些搞歪门邪道的人望而生畏。特殊时期开始后，红卫兵把他当老革命来保护。屈龙很尊重郑伟，常称他为“老部长”。郑伟常以长辈的身份要求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犯错误时都没少挨他的骂。
屈龙一边烤火一边观察郑部长的住室。这个屋子既是郑部长的办公室，也是他和他爱人李英的住室。房中间一堵隔子墙，把屋子隔成了外间和内室。床上铺着农村常见的红条条粗布床单，两个起花平布的被子。进门窗下一桌一椅。桌上放着文件和书籍，墙上贴着两条毛主席语录。一条是“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就到哪里去。这才是好同志。”另一条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原理。”中间是毛主席的半身画像。
郑部长回来了，对屈龙说：“吃了饭去招待所休息，房间我已安排好。我们明天再谈工作。”
屈龙站起身说：“老部长，有啥你就说吧！不然我晚上睡不着。”
郑部长笑了：“你也是个急性子。好，现在我告诉你。你明天早上吃了饭就来县委找我。我给你安排一间房子。谁也不要接触，在里面认真学习文件。什么时候对中央文件精神领会通了，再告诉我。”
屈龙在县委学了三天文件，宣传部的几个和屈龙要好的人不断来看他。他们希望他能留在宣传部。县委宣传部干事老焦劝屈龙说：“你适合在宣传部工作，下到公社就把你的才干埋没了。”
屈龙在那次到省报编辑部送稿件时和编辑们混的较熟，又住在记者站和一些记者做了朋友，若能留在县委宣传部，那是梦寐以求的事。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郑部长。
郑部长严肃地说：“这批干部是以农代干，是不能转户口的。这批干部要分在基层。你必须先到基层，要服从组织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屈龙脸红了，惭愧地说：“郑部长，我犯了自由主义，请组织处分。”
宣传部的人在郑部长的耳边吹了不少风。郑部长了解屈龙，他也希望屈龙能留在宣传部。但这是原则问题，他是要坚持的。因此他给屈龙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郑部长对屈龙严肃地数说：“你若愿到公社工作，马上到县党校报到，参加集训，若不愿下去，马上还回龙脖水库。”
屈龙又回到了龙脖工地指挥部。
春天来了，山野披绿，一片生机。
一天，屈龙正在窑洞里写材料，突然听到王志在隔壁窑洞喊他：“屈龙，快过来，县委组织部电话。”
屈龙放下笔，马上过去接过话筒。那边传来郑部长严厉的声音：“屈龙，你马上回银河湾公社报到，就在今天！”屈龙明白，这是不能违抗的组织上的命令！老部长从来没有对屈龙这样严厉过。屈龙后来才知道：这次提拔新生力量运动马上要结束了。郑部长不愿屈龙失去这次机会。
一个简单的送别会在窑洞里召开了。两个指挥长，李威主任及政工部几个人坐在地铺上。地铺上铺了一张报纸，上面放了一堆糖果，一本硬皮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屈龙同志分别留念。”落款是“龙脖水库水利工程指挥部。1972年2月18日”
会上，同志们说不尽留恋的话。
屈龙感激地说：“大家若有空，一定要到银河湾玩！”
白驹指挥长说：“屈龙，大丈夫志在四方，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看好这个水库，你也可要把银河湾建设好啊！”
大家都想起了白驹说的那句玩笑，窑洞里响起了一片笑声。
会后，几个人有事都走了，王志和卢正名一直把屈龙送到银溪边，看着屈龙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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