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龙没能入党，也辞掉了大、小队的一切职务，想老老实实当一名公社社员。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低谷。他终于沉到生活海洋的最底层。
为了生计，屈龙不得不把家里自留地种的旱烟拿到集市上去卖。他学会了与人讨价还价，学会了耍秤杆，学会了怎样在称烟时不使自己吃亏，占那些自以为聪明，想占他便宜的刁钻人的便宜。他接触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下层人。他站在社会的最低层来观察这个社会。他观察着集市上各种各样人的神态动作，音容笑貌，揣摩着他们的心理，灵魂，在读一本社会的大书、活书。屈龙也常把社会上的人和他读过的小说中的人物做比较。他发现生活中的人物远比作品中的人物生动的多，实在得多。这一切都给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吃罢早饭，集市上的人渐渐多起来。屈龙把背着的烟叶挎篓放到公社大门斜对面的一户人家的前檐下。这儿坐北朝南，中午有太阳照着。在冬天，是个较暖和的地方。屈龙把挎篓放到前檐墙根。从里面取出一块塑料布铺在前檐下的条石上，又取了几捆旱烟放在上面，他蹲在烟叶后面，便专等人上摊来买。金黄的旱烟在初冬的阳光下闪着金光，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淡淡的烟香味。屈龙不会抽烟，却跟着母亲学会了拾掇旱烟。屈龙蹲在那里，望着旱烟，一年的辛苦便又浮上了脑际。早春，冒着严寒整好的烟苗池，往池里灌满了水，等水渗下去后，再撒下烟种然后用竹筛子将土筛细，把细土均匀地撒盖在种子上。接着扎上用竹篾或细树枝做的圈，圈上蒙上塑料薄膜。天暖和了，烟苗出土了，烟苗一天天长大了。到了三月份，烟苗已长有四五寸高，通放几天风，便掲掉了塑料薄膜，凉几天后，便开始把苗拔出一棵一棵地栽倒已整好的烟地里。一窝窝的坐水，掩埋。浇地，锄草。烟叶一天天大起来，半人深时便开始掐顶，打杈，打药捉虫。屈龙和崔姑，母亲除了集体干活出工外，有空便到自留地的烟田忙碌。在烈日下，三个人都干得大汗淋淋。到了烟叶收割的时候，人们用锋利的烟刀，把那些鲜黄带绿的烟叶削下来，运回家中。晚上趁月光或灯光用细麻绳把烟叶捆成一排一排，挂在用木棍搭成的烟架上晾晒。晒干后便取下来放到地上潮。在干燥的天气里，每天还要往烟叶上洒几遍水，直到把这一面的烟叶晒得焦黄，再翻过来晒另一面。当烟叶的两面都晒黄时才收回家，把烟叶从麻绳上解下来，捆成捆，垛成垛，等人来收购，或自己到集市上卖。从种到收，不知耗费了烟农多少心血。银河湾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靠它来增加经济收入，来打发日常的花销。
屈龙蹲了一会，眼睁睁看着人来人往，就是没人上摊。腿蹲疼了，屈龙便脱了一只鞋做到鞋上，耐心等待。日近中午，集上的人越来越多，天也热起来，屈龙的头上都晒出了汗，烟还是没卖出一点，屈龙心里有点着急起来。家里还等着他卖了烟买油盐呢。
当屈龙正感到心焦时，只见公社的文教专干老高向他走来。老高站在烟摊前问：“旱烟多少钱一斤？”“你买烟，拿一捆吸去吧!”屈龙和老高也认识，只是交往不多，便笑着站起来拿了一捆烟递给他。老高笑了说：“我不吸烟，公社武装部陈部长让我叫你去。”屈龙问：“啥事？”“好事!走吧！”老高笑着说。
屈龙托在一块儿卖烟的那个老头先招呼一下烟摊，便和老高一块向公社走去。那个卖烟的老头笑着说：“以后恐怕卖不成烟了。”
银河湾公社的武装部长陈强农民出身，不识几个字，说话粗鲁，为人耿直，这时正躺在床上靠着被子休息。他见屈龙进来，便折起身子说：“屈龙，你去王井教学把！”
屈龙问:“什么时候去？”
“明天!”陈强干脆的说。
教师并不是屈龙的理想职业。**初期，县里的**工作组进驻一中，教师人人写检查，连教案，作文和批语，平常写的日记都要查查是否有政治问题。工作组派学生看教师。晚上睡觉门外有人站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教师们谁跟谁也不敢随便说一句话。被查出问题的教师常遭到那些自己所嚣张的精心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机斗，有的因胆小害怕，受不了委屈而自杀身亡。这一切都在屈龙心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屈龙曾产生过“这辈子不当老师”的念头。高中毕业了，大学停止招生了，回乡务农又连遭挫折。在“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的绝望中，为了生计，为了使自己的知识能有所用，不从教斯在《卡尔克斯》一文中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他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首先说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当代课教师每月35元工资由乡里发。每月向生产队交5元公积金还可记300分。因学生家里管饭，每月需打发饭钱10元左右，自己还可落20来元零花钱。在粮食极端紧张的时期，代课教师因需要用粮票打发饭钱，还可以把家里的粮食拉到公社粮库兑换粮票，何乐而不为呢？于代课教师使屈龙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变。郑凤崔姑都觉得屈龙上的学还不算白上。心里充满了喜悦。
结婚一年后，崔姑生了个胖小子。
郑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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