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和保加利亚用于维护秩序而保留的15000人之外，帝俄在把所有的武装力量在几周时间内都撤回了本土。
《君士坦丁堡条约》虽然体现了帝俄的意愿在巴尔干建立了一系列的正教国家，但帝俄为了保障君士坦丁堡并未在这其中获得除了民x族友谊之外的任何好处；帝俄在俄土战争一共付出了3万人的伤亡，11万人以后不适合继续在军中服役的损失和高达近一亿英镑的军费；这样的损失虽称不上太多但也不是太理想。
罗马尼亚从亲王领（或者大公国）升格为了主权王国；而保加利亚的王位则按照建议授予了刚刚失去汉诺威王国的亚利的乔治五世——但这个决定没有成型，因为汉诺威的乔治在还没有上任就故去了；这样，王位就砸到了亚利的连襟，恩内斯特－奥古斯塔身上。而阿尔巴尼亚的亲王领，则被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纽艾尔直接继承。
不列颠在巴尔干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虽然不能指望着希腊人反抗帝俄，至少可以遏制帝俄在中东的继续扩张。
亚利本身也无意向中东继续扩张，除非他能彻底把印度驱逐出去，但一旦帝俄与不列颠开战，不列颠肯定会获得俾斯麦在波斯与印度问题上的支持，外加因炎热多雨引发的疟疾和猩红热的肆虐，亚利实在没有把握这样做。
现在帝俄需要平复因为兼并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垮掉带来的全欧洲敌视，除了“放弃对君士坦丁堡占领”这个被所有斯拉夫人反对的选项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招数可以应战。
这样伤脑筋的问题，亚利决定推迟解决。不过，推迟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项：在中亚，冯－考夫曼与斯科别列夫给了与阿富汗政权的最大支持，不列颠3万印度土兵葬身在阿富汗的峡谷中，这样的远征失败和君士坦丁堡会议的结果让格拉德斯通内阁支持率下降的很厉害。尽管保守党党魁原任外交部长的德比勋爵是出了名的亲俄派，亚利还是不敢让沙文主义影响严重的保守党上台。
亚利感到需要与不列颠和签订一揽子条约以平复不列颠的敌视。
说起来，亚利从未理解不列颠对帝俄的敌视的原因：除了波斯以外，双方在中亚与印度，天朝，升阳帝国的势力范围并无交集，甚至连冲突都说不上。帝俄并未寻求在北太平洋对不列颠进行威胁。即便是历史上的帝俄与不列颠的实际冲突，也远远弱于不列颠与德意志在非洲问题产生的纠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理解并不适用于信奉十字教的欧洲，可一旦敌视开始，亚利必须有勇气去应对这种敌视。
在1878年复活节后帝俄外交部宣布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将对伦敦进行亲善访问。
随后在伦敦的会面，双方签订了在中亚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帝俄将会返还给应对阿古柏入侵而占据的伊犁给天朝，维持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以北作为两国的缓冲带，承认双方共同的已获得利益，把帝俄与不列颠的大博弈局限在了波斯境内。帝俄放弃在巴尔干和中东的势力范围，不列颠尊重帝俄在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贸易特权。
这份合约的墨迹未干，帝俄和不列颠稍微显示了和解迹象的的时刻，又爆发了令亚利头痛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不列颠的秘密警察发现了亚利在巴黎的假名猫腻，当亚利在巴黎资金管理的面目浮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不列颠官方发现帝俄皇储借助普法战争乱局进行收购和恶意剥离的股权已经占到整个苏伊士运河公司的49，实际控股了苏伊士运河。这样的控股配置让不列颠完全无法接受——无视亚利的保证和威胁，不列颠要求亚利出让他在苏伊士运河的股份给不列颠政府。
这样的意见让全帝俄的民众愤怒，也在欧洲也招致了很多财产保障人士的不满，差点转换成帝俄和不列颠的全面战争。作为当事人的一方，亚利决定认怂——他决定出让全部持有的股份，索要超过两千万英镑的转让费。按照当时的股价，超过一千万英镑的转让费绝对是毫无诚意的，但这样的建议对双方来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在经过几轮谈判和降价之后，不列颠政府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一千两百万英镑成交，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了政府的采购法案。
亚利选择各种退让让不列颠缓解了对帝俄的敌视。终于能让他从欧洲政x治抽身，开始继续对帝俄国内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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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土战争中，亚利和军方的关系得到了彻底修复，帝俄的陆海军受益于亚利对武器技术和技战术的大胆预测，总参谋部和诸位将军虽然还有些不服，不过开始接受亚利对帝俄的改组。
亚利布置的兵棋游戏和演习计划完善了军事参谋的组织，在这些推演中，作为蓝方总是拥有红方无法企及的装备，地形，军事技术和情报以及兵员素质的优势，而红方有的只有帝俄技术能够达到的。
“敌人总是聪明而且凶残的。”亚利竭尽全力给帝俄高级军官们灌输这样的观念——敌人会拼命地提升武器数量，不考虑作战成本地进行作战。
即便是敌人愚蠢的错误和失误，也需要情报人员和侦察兵的贡献，还需要情报参谋和各个军事长官的情报真实度判断。
如果引入新技术和判断，就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和已被证实真实的情报做为认知依据，进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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