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6月，亚利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历经升阳，夏威夷，阿拉斯加和美利坚，回到了圣彼得堡。
这是他两世为人第一次到达西半球的新大陆。亚利对美利坚无观感，他赞扬了已故总统林肯为推进x权事业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美利坚的卷舌发音和过剩的自信心让他消泯了对这个国家的热情：他在威士忌大饭店会见了时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签署了跨太平洋的电报线的协议和针对不列颠海上霸权的《太平洋协定》。
除了外交活动之外，亚利还拜访了自己在纽约的代理人办公室，仔细审阅了账目，并留下了几份新的计划书和委托书，他要把自己在干预升阳的花费全都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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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3周在喀朗施塔特的防疫隔离之后，亚利终于获准回到阿尼奇科夫宫，然后他就获知皇帝已经准备离开斯摩棱斯克前往达姆施塔特与皇后进行每年一度的省亲，要他在皇帝不在的日子里决定帝俄大大小小的所有事物，仅仅把最重要的事务发电报给黑森。
因为要进入北德意志邦联，本来要被带去的达格玛对此表达了不快，她以照顾被隔离的丈夫为名，留在阿尼奇科夫宫等待亚利回来。
亚利除了出席几个农业研究院以外并未有任何大的动作，能够称得上是大动作的是他改组了政府部门，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管辖权分别从教会和各个大学理事会手中夺到了政府手中，成立了帝俄第一个教育管辖机构——教育部——意图在帝俄普及11年的义务教育。
帝俄现在需要时间发展，从公民素质到财富都需要时间进行积累，帝俄的政治势力发展速度实在是有些过快了。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帝俄在欧洲传统势力眼中，只是一个专制落后但庞大的国家，他们不熟悉也不想熟悉帝俄。他们对帝俄的了解，除了对波兰的瓜分和对柿油主义思潮进行镇压之外，就只剩下不名誉的克里米亚战争了。
亚利手里不怎么存钱，作为皇储的财产所产生的岁入都用来兴办工厂，振兴教育事业和农业设施的投资了——他手里闲钱非常少——连阿尼奇科夫宫的仆人很少得到应有的赏赐。
尽管日子过得来说相对潦倒，达格玛对此却毫无怨言——丹麦王室甚至连达格玛的婚礼都因为财政问题无法参加，亚利所称的“短时间的财政困境”难不倒达格玛，她白天的时候会代表自己有些离群索居的丈夫参加一些公共社交活动或者慈善活动，而晚上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参加晚宴，但一定会在晚上12点之前回到阿尼奇科夫宫，和亚利一起进行晚祷，“丹麦的辛德瑞拉”这个绰号则不胫而走。
夫妻两人与帝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渐渐地被返回圣彼得堡的皇帝得知，皇帝并不怎么恼怒亚利的生活状态——他是皇储，可以秉持一切他认为合理的态度去对待人或事——他恼怒的是传播这些绰号的人：皇帝视所有妄论皇室成员的行为为挑战皇室尊严的行径。
亚利对此看得很开，尽管他也支持皇帝对妄论份子的出发点，可他知道，如果强制地禁止这些人说话，那么累加的不满往往会付诸于行动，还不如让这些人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减少了实践的可能性而且更易于观察监视——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秘密警察就会直截刈去让暴x乱之火熊熊燃烧的东西。
这种“被监视的宽容”在客观上成为了帝俄改善政x治权利的里程碑，标志着帝俄已经完全从克里米亚战争的引发的内部灾难中完全脱身，很多在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初期被流放的异见分子甚至是流亡到国外的波兰贵族都重新回到了帝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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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在68年末，乔装前往伦敦，出席他剽x窃自前世的《悲惨世界》‘歌剧‘的开幕式。
这部临时改装的歌剧在皇家标准音乐厅【注1】进行表演，刚刚把这座从旅馆改装成音乐厅的阿尔弗雷德－布朗迫切地需要一个剧组充实这里，他于是与亚利在不列颠的代理人查尔斯－罗素【注2】一拍即合，亚利以5000镑的出资成为了这座音乐厅的共有者。
亚利对这幕剧的成功持保留态度，他10年前跟着瓦格纳并不是白学的，而且也并不是对克劳德－米歇尔－尚贝和阿兰－鲍伯利的杰作无信心。考虑到毕竟还是后古典时期，观众可能未必对一部后世的音乐剧感兴趣。
因为是在伦敦西区的新剧目，已经在《每日电讯报》等报纸上做了很多的广告宣传，首演的上座率非常可观，但是否能达成亚利所期待的效应，还需要观众们做出选择。
维克多－雨果跟亚利在一起在包厢内观看了整句，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表现形式，比如芳婷如何被遗弃等等很多小说细节都被忽略了，只是在唱段中能稍微体现一点。
原作者的观点代表了相当多的观念，有人很喜欢有人不喜欢，托利党人（保守党派）的《泰晤士报》用《好的剧本，荒谬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这样的观念：《悲惨世界》不愧是名著，编剧的剧本节奏掌控能力也令人信服，但要么是演员的表现力不够，要么是剧场经理有意安排——整篇剧目显得乱糟糟的，不知所云；而辉格派（柿油派）的《每日新闻》【注3】则大张旗鼓地支持一种新的音乐表示形式的出现。
亚利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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