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文化如此，对文明的认识也是如此。挖出了人类遗址，先要定义几个标志，有了就是出现文明，没有就不是。凭什么？还是以一种我比以强，我比以富，我说了算的自认救世主的潜意识。他们把接触到的国家分个类，这是文明国家，那是野蛮国家，几千年来没变过。
野蛮国家可以鄙视，野蛮人可以征服，还有连野蛮人都不算的，可以任意屠杀、贩卖、奴役，这是他们的传统。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奴隶社会是当然，从上而下只能封建也是当然。与这种传统不一样的文明，就是他们眼里的另类，是所谓的野蛮国家。比如那只冰天雪地的大毛熊，沾上了蒙古人带来的大一统的传统，是个怪物。看起来再一样，那也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文明人。
以这样的眼光看世界，怎么可能被这个时代的人接受？此时的宋朝，汉人曾经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曾经被打得很狼狈，甚至曾经被统治过，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是文明之地。哪怕打不过的契丹、党项，除了一时另类的，上层纷纷主动汉化。杜中宵学的知识，是汉人国家两次被打掉，又被一大群国家轮番上来踩踏，不但是政权，而就连经济、文化都彻底被打服了之后，强行把自己的传统要么扔提，要么改掉，完全以一种新面目来教的。跟这个时代的人谈，当然会被当成怪物。
看王安石和韩绛两人有些迷惑的眼神，杜中宵笑道：“我们读书人，当然要读史，不读史就不知天下。数千年来，无非是三代，商周，和秦汉以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分？当然就是从朝廷理天下分不分封来看。郡县制是大一统，但是吏有封建，就是完全的大一统。吏有封建有没有害处？两位一样，都是做过许多年官的，自然知道其中害处。你们有手段，能够管住治下吏人，那是你们本事，不能说就没有害处了。所以理政的核心，一切都从封建上来。怎么破除封建，而又能稳住天下。”
“刚才讲过，核心就在两个字，一个权字一个钱字。权现在好说，朝廷有办法。办实业，靠自己的产业赚钱。印钱，靠合理的货币制度赚钱。发债，靠债赚来的钱赚钱。再想一想，办法还有很多，并不只需要依靠钱粮税赋。为什么这样说？对于朝廷来说，开支越是依靠征税，就越是容易被左右。比如前几年变动数次的茶法。每一变，先要顾虑贩茶的商人，他们亏了本钱，以后没人贩茶怎么办？反而开山种茶的人，虽有官员提起，但真变茶法的时候，并不会考虑他们。所以朝廷支出，越是不依靠税赋，施政时就越不被势力人家所左右。这是根本，没有这一根本，很多事情就无法做了。有了这一根本，朝廷就收了天下财权。财权在手，施政就能从心所欲。把地方上的钱粮收到三司，利用税赋调节天下的财源，那只是跟天下的势力人家分财权，而没有真正掌控财权。”
前世常讲的做蛋糕分蛋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完全没道理。政权分什么蛋糕？得自己进去分一块蛋糕才能吃饱了，还能有多少调节的能力？人多了，不管是公司还是企业，还是学校机关，都知道自己办食堂，政权怎么就不知道了？自己有食堂，并不靠外面分一块吃。
“但税赋一定要有，免了不行。为什么？这就是财权。手握天下财权，要让天下人皆知，税赋就是让他们知道财权在哪里。让天下百姓知道，哪些是朝廷照顾的，哪些是朝廷压制的，哪些是放任的。”
韩绛道：“这不就是钱吗？说到底，钱与权还是一回事。”
王安石摇了摇头：“不，这是权，不是钱。税赋是朝廷用手中的权，收天下的钱，不一定是钱，也可以是粮食，是差役，迁移屯边，许许多多。汉武移大户实关中，终究还是权。”
杜中宵道：“不错，这是权，财权只是钱的一部分。有了财权，钱治理起来就不难了。这世间，钱终究是斗不过权的。所以没有权傍身，财主就终究是财主，而成不了权贵。有钱人贵不贵？他们当然也是贵人。终日究吃好的，喝好的，出行有车，居住有院，过得比普通百姓不知好多少。人生在世，俱是父母所生养，父母有的，终空自己的。换过一句说，谁不想娶妻生了，有个后人？有了后人传承香火，还想着自己有的子女也要有，有钱人当然想着子孙后代永远有钱。但只要没有权力傍身，随他们传去。子孙后代争气，无话可说，不争气，钱换不来权，为非作歹也保住富贵。所以破封建，首先要破势力人家的钱可以换来权，地方一定不能有要向势力人家求钱的时候。做到了这一点，其余就无大碍了。”
“朝廷治理地方，有官，有僚，有吏，有差。各有职责，分任其事。官僚朝廷所派，其间升迁任免可以转换。吏和差是地方的，吏分官权，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吏有封建在所难免。他们是靠着自己一身本事做到那个位置，有其所专精，我称其为专业人员。差是跑腿办事的，真正做事的人，其实是这些当差的。吏要想专权，架空官员，必须能控制差役。如若不然，官员那里糊弄不了。所以当差的，应该是由地方轮差。最好不只是那些跑腿做杂事，能够人人认字，连一般抄写文书之类也用差役。轮差之法，其实就是用差监吏。吏要以权谋私，只能是害一些人，从而自己得好处。害了人，总有一天被害的人会来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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