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大明是家里的长子，弟弟妹妹还小，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泰平市，由奶奶带着。那时候高度计划经济，粮食严格凭票供应。爷爷、奶奶都是农村户口，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吃紧，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爷爷、奶奶只好回到乡下，大明也跟着过来了。
实际上农村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农村大办食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吃饭不要钱。开始还可以，声势搞得轰轰烈烈，在祠堂开大灶，到了吃饭时间，全村几十号人排着队，端着碗，每人一份饭菜。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粮食接济不上，从干饭到稀饭，最后连米汤也喝不上了。为吃饭的事，村民们吵口打架的事经常发生。
那时候大明还小，饭端回家后，爷爷、奶奶吃了两口，总是说吃饱了，把剩下的全部都倒在大明碗中。眼见爷爷、奶奶日见消瘦，大明也明白爷爷、奶奶是省给他吃的。因此，只要爷爷、奶奶不吃完，大明就不吃他自己这一份。
爷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制作的樟木箱和婚床，雕龙画凤，手艺又好，为人热情，所以生意一向很好，手里就还有些活钱。大明床前经常放着一些饼干，饿了就有饼干吃。这种条件，在万家山这个小村庄里是数一数二的了。
后来全国发生大面积饥荒，有钱也难以买到粮食和副食品了。大明吃不饱，经常喊饿，爷爷、奶奶急得没办法。有一天爷爷一大早就动身到离村子30多公里的云阳镇，转了半天，好不容易从黑市上二贩子的手里花高价买回来2斤面粉，黄昏才回到家。爷爷一天滴水末沾，饿得头昏眼花，站都站立不住。
奶奶赶紧端把椅子让爷爷坐下，随手接过装面粉的袋子，生火准备煮一点面糊糊。爷爷摆摆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野菜，有气无力地说：“这是我在路上摘的野菜，你把它洗洗弄弄吃就行了。这点面粉留给大明吃。小孩子长身体，不能饿着”。
大明正伏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爷爷、奶奶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虽然只有5岁多，但也懂事了。他抬头望了望爷爷，又看了看奶奶，因为爷爷、奶奶长时间没吃饱饭，脸色腊黄，还有些浮肿。他放下铅笔，懂事地说：“爷爷、奶奶，你们自已吃吧。我不饿，我天天都吃得饱饱的”。爷爷、奶奶为了宝贝孙子不饿着，宁愿自已饿着，哄着也要让宝贝孙子吃饱。
大明的爸爸江高山当时是村里读书最多的文化人。为了江高山读书，大明的爷爷靠自已的木匠手艺，靠婆婆养猪，辛辛苦苦供养江高山读完了上学不要学费的师范。在泰平师范读书期间，江高山接受了进步思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48年师范毕业后，开始在宁安县云阳小学当教师。1949年3月泰平地区全境解放，8月份就被宁安县人民委员会首任县长亲自委任为攀龙小学校长。不久，组织上安排江高山到市委党校学习，三个月以后分配到市公安局工作。那时候城市户口很吃香，当时，爷爷婆婆舍不得乡下的老宅子，户口就一直没有迁出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山区农村非常闭塞，村里大多数人没进过城，不少人最远的地方就是到过云阳镇。
大明的一位堂叔江有财，有事在泰平市江高山家里住了几天，回到万家山后，在村口的大樟树下，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泰平见闻，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小孩子听得津津有味，眼里充满了羡慕的目光。后面到的快嘴五婶孙秀芝从人群中挤进来说：“说什么好听的故事，我没有听到，再讲来听听”。
江有财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他用眼睛瞟了众人一眼，轻轻地咳了一声：“大城市那就是大城市，比云阳镇大多了。马路足有三根扁担那么宽，汽车轰隆轰隆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吓死人了”。
站在旁边一直没吭气的江才生自言自语地说：“那么宽的马路，要占用多少地啊”。
江有财言犹末尽，继续说道：“还有更不得了的。我站在阳明路上，一抬头看了下服务大楼，帽子都差一点掉下来了”。说罢，还顺势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众人听了哄堂大笑。
那个年代，四层的服务大楼是泰平市最高的建筑。在江有财眼里，那就是他见过的最高的房子，非常了不得的了。
江有财也笑了，他咽了一下口水，眉飞色舞地继续说道；“还有更神奇的，吃的水不要到池塘里去挑；在家里一拧龙头，水就哗哗哗地流出来了”。
黑皮一本正经地抢着说；“我知道，家里有口水缸，接根管子不就有水了嘛”。
快嘴五婶有点不相信，说；“家里有水缸，接根水管岂不多此一举”？
看着众人的争论，江有财也不解释,继续说道:“不可思议的是,城里人照明还不用煤油灯.只要扯一下那根线,那个玻璃球就会亮。整个房子亮堂堂的.别提多方便了”。
黑皮一直站在大明身边，他有点怀疑江有财吹牛皮，骨碌着双眼问大明，城里真有这么好吗？
大明点点头。
黑皮无限向往地说:“什么时候我们乡下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不久,村里接上了有线广播.喇叭安放在村口的那棵百年大樟树上。每天早中晚三次播放党的方针政策,播放“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歌颂人民公社，表扬“颗粒归仓”之类的好人好事,给寂静的小村庄平添了些许生气.
广播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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