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鹏说：“空政王主任说，只查出几十万的问题，而不是230万元。我向他说：把一些破烂铁盖在好设备上，在废品站过秤走单据，一角钱一斤不卸车买回来，再卖给厂家当然只有私分那几十万，我要求给调查文件。”
王主任说：“文件不能给你，你在控告外国记者中，把我们也给告了、骂了。”
刘廷山说：“你应该相信组织，基层组织也是组织吗？你要回部队等待文件。”
张大鹏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控告外国记者的材料和原因，向法庭说明清楚。
爱国之举却导致二十八年冤案：
我名张大鹏、男、69岁、原39602部队齐场站厂长，于85年为军队利益四次拒收贿赂十万元，因检举军政委仁宝康，师长辉开李，场站站长：徐才厚和政委：谷俊山：渎职、诈骗、贪污、盗窃部队二百三十万元，非法订立壹佰壹拾万元假合同等经济犯罪。经全军审计局控告立案，有邓主任、洪学智签字批示，在成立的全军财经纪律大检查办公室领导下，成立军委赴空军联合检查组实地查处。尽管军政委仁宝康被撤职，因我在控告外国记者中影射到信访工作人员，空军不给文件，导致团、师被告打击报复检举人。
86年4月9日，在永定门上访人员接济站，有日本、加拿大、印度和美国十几名记者大量收集万人上访材料。他们口称能在联合国报刊的小豆腐块中登载材料，折辐给邓主席就能解决了。那些愚昧的上访人把外国记者当上帝，下跪求助的有之，递交唯一各部委红印文件，高唱自编“十二月上访苦”歌的不乏其人。他们身着褴褛，手拎着要饭罐，就住在楼下破烂塑料棚中，他们争先恐后乌烟瘴气、水泄不通簇拥着，那是令人心寒的七天七夜！
更有甚者，外国记者别有用心的搞政治渗透，企图颠覆我台湾、新疆、西藏的独立，他们录音、录像、拍照，像当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反动影片。他们丑化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向全世界宣演什么“人权主义”，然而楼下的公安人员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为此惨不忍睹。我是在呼喊、制止、劝告无效的情况下，于13日在农业科技学院打印百份材料，并寄给中央组织、部委、机关、学校、报社、各记者站和中央广播电台。呼吁材料列举以下三案：
一、关于毛岸英之死导致的冤案。
二、南开大学毛校长运动中被打死，他儿子毛华侨带着他父与叶挺将军的照片进京告状的冤案材料。
三、某部连长汪志诚等160余人上书红旗杂志社，邓小平不能上台建议书所导致的冤案材料，落入外国记者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健全的中央各级组织都跑到那里去了？中国的记者都跑到那里去了？占着茅子不拉屎、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信访工作人员都跑到那里去了？中国人的脸还要不要？中国人的民族气节都跑到那里去了？
4月16日早六点半，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报道：外国记者未经允许到不该去的地方非法收集材料，经劝阻无效被驱逐出境。为此各大报纸均有登载，一场**平息，而因为我骂了几句就不给文件，这就是对我的打击报复。如果我不花钱打印邮寄材料，外国记者就更加嚣张，也不会被驱逐出境，那将会有更严重的后果。试问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拿控告外国记者说事不给文件，这是不是与犯罪分子站在一个战壕？是不是对检举的打击报复？”
王传智问：“总部决定分两步走，组织查处个人回基层，你回部队做了什么？”
张大鹏说：“我是厂长，会计是自愿兵佟学顺和冯力学，他们不让我看账，说要想查帐就得通过法院，这是场站领导的决定。由于他们还有三万多元发票没有我的签字，无法向财务股报账。他们来到我家，先把匕首亮出来扔到床上，威胁我在单子上签字。我坚持看账后再签字，为此争执着。为了找到证据，最后是看一半账我签一半字，全看完了也就全签了。”
公诉人问：“会计是谁任命的？他们带的匕首是哪来的？”
张大鹏说：“那把匕首是我没收工人的，锁在保险金柜里。是站长徐才厚和政委谷俊山任命的，是在我检举后，两次任命佟学顺为会计，冯力学为出纳。
由于告外国记者让我回来等文件，分两步走让我回基层清理账。回到航校我只有找被告，场站政治处主任王兴家做假材料，说我与场站有合同，如果不承认就不处理任何问题，更别说查看账了。”
谷俊山政委说：“都到现在了哪还有账？账已经烧了。”
张大鹏问：“账是谁烧的？你应当承担烧账的责任。”
徐才厚站长说：“账没烧，但你没权查帐，你是个人无权查帐，我和政委查就行。”
张大鹏问：“我检举的贪污、盗窃、诈骗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站长说：“都退脏了，纪委都处理完了。”
张大鹏问：“怎么处理的？赃款、赃物都退给谁了？”
王兴家说：“我们只有向上面呈报的权利，没有向你回报的义务。”
张大鹏说：“有些是工厂、商店、个人的，做为厂长我有权知道赃款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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