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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秦汉时期的税收制度还算是“有规可循”，那么在清朝时期的赋税制度，则是有些“肆意妄为”了：
其“摊丁入亩”可以说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利好性”税收：
清政权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死伤流亡甚多。明末天启三年，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而到清顺治八年，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
明万历年间，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而到清顺治八年，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山河残破，经济凋蔽。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
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看了前朝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
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的征发。在其征发的过程，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某些“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加之在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一邑之，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徭役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
他们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土地确实是完整的、稳定的，而人口却是变动的，因此，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
清朝也是顺应晚明的这种趋势，即本着明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为广泛地推行“摊丁入亩”，以用田编役之法逐渐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清康熙年间，“丁随粮派”或以田摊役的地区，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以减轻贫民疾苦，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势在必行了。
自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在原的军事威胁已不存在，但是其入主原的政治合法性仍屡遭怀疑，这是来自那些意图复辟明王朝的“遗老”们的非议与讥诋。要彻底孤立他们，需要政治、经济双管齐下，政治高压震慑，即后人熟知的兴字狱；经济迂回徐进，先是频繁蠲免钱粮，继则“永不加赋”，借助宽松优容的赋税政策来固结下层民众，瓦解“遗老”们的社会基础。
时至康熙五十一年的清圣祖玄烨已是武功治集于一身，自然也要彰显政绩，光大恩德。玄烨曾多次向臣下标榜自己的亲民爱民、体察民情。
如康熙四十二年，他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
次年，他又说:“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今乃苛索无艺，将终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为生？”
后来全面行摊丁入亩的雍正皇帝也常禀承先皇遗训，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爱民，说他自己“勤求民瘼，事无巨细，必延访体察，务期利民。而于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闾阎滋扰，此念时切于怀”。雍正在其继位之初曾向各省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把钱粮征收放在所负之责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且对直接征收钱粮的州县官谕令尤严，指出：“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前有请暂加火耗抵补亏空帑项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请，尔诸臣共闻之矣。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断宜禁止，或被司察劾，或被科道纠参，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这是说，除了确保国家财政足额，亦强调其社会公正的维护和社会心理的引导，也是通过宽免赋税的的政策来营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会氛围。
然而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清朝政府把许多本来与田地无关的课税，也并入田赋，造成了更深的阶级矛盾。
摊丁入亩结束了地、户、丁等赋役混乱的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并入财产税的过程，彻底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头税；由于征税的对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活跃商品经济起来推动作用；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了丁役负担，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进一步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摊丁入亩使占有大量田地富户们被加派到较之以前更重的赋役负担；人民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逃亡外地躲避赋税的情况愈演愈烈。
摊丁入亩政策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
摊丁入亩政策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赋税史的一项重大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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