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史料显示，明朝末年，政府每年正常的岁入额为1400余万两，其归入内府作为皇帝和宫廷享乐的约600余万两，属于户部用于政府开支的，不过400余万两。也是说，大部分财力都用在了皇帝与皇宫保障和挥霍，其他开支自然寥寥无几、捉襟见肘了。
所以，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正常运行、各级官吏要正常开支，只能采取加赋加派的方法强收豪夺了。不得不提，明末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竟然高达2100余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可见，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已经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更为可恶的是，老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不是简单的提高1.4倍这样简单。因为各级贪官污吏都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时人有记载：“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交央，自己享用。据说，当时山东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负担竟然增加了六倍之多。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笔者在一篇章看到，当时有位官员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于是，一个误区、一个怪圈此形成。明末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帝国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军队，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造反之路。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亡国。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了。
综所述，明末“三饷”是勒在明朝脖子的绳索，是毫无疑问的亡国之举，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三饷”的加派都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而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清初时期有“永不加赋”，“废除三饷”的“德政”。
但是事实的是，清朝的永不加赋本身是一个笑话，“废除三饷”同样也是如此：
而即使是在刚入关的满清政权，多尔衮发布诏令，指责明王朝行“弊政”、“疵政”，加派“三饷”害民：“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此外，官方“召买粮料”只给百姓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交纳衙门之时“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在“弊政”、“疵政”之下，“百姓困穷”，没有活路了。既然明王朝让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它不配享有苍的眷顾，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嘛，说的唱的好听，谁不会？
“永不加赋”是针对农业税而言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从康熙后期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农业税保持了一个定额，的确没有增长。但是，这只是正式税收，而不是指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实际负担，除了正式税收，还有非正式税收，即税外收费。
康熙时代，税外收费已经很严重了。一位名叫陆世仪的官员曾经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漕粮的正式税额是400万石，但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却高达1400万石，这多负担的1000万石，只能算是加赋，而且远远高出正式税额。所以，即使国家正式税收没有增加，都不能说明没有加赋。更何况到了晚清，面对财政压力，国家正式征收的各种农业附加税远超正式税收，如四川在康熙后期的田赋正额不到67万两银子，而到了清末则实征420余万两，“永不加赋”的祖训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康熙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为了博一个仁政爱民的美名，一方面宣布“永不加赋”，一方面对官吏税外收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雍正接过权力棒，他觉得不能再听任地方官员们胡作非为，而要定一个规矩，限制征收额，同时改费为税，这是“火耗归公”改革。这项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受到了质疑，因为“火耗”的性质是“加赋”，“归公”等于承认了“加赋”的合法性，而这是与“永不加赋”的承诺相违背的。
质疑者说：“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这个质疑后来一再得到验证，雍正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在接位之初，都有官员提出类似“火耗归公”的建议，实际原因，是费改税后，又有新费产生，越改越多，这是“黄宗羲定律”。
客观地说，社会在发展，物价在提升，一个王朝不加赋是应对不了社会变化的，所以，关键的地方不在是否加赋，而在加的赋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为增加公共服务，还是为官吏个人私利？应该反对的，是后者。而国历史的加赋，恰恰是后者。
而黄宗羲定论也许没有什么人认识，但是换一个词汇则是有可能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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