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有可能说出一个情况，那就是周人比起商人要更早接触到驯马的技术，毕竟在距离而言，商人所在的河南地区要比起周人的陕南地区距离甘肃一带更远。
但是在第一次商人与周人的战争之中，商人取得了胜利，并且迫使商人驯服，这也有可能是商人得到驯马技术的一个可能性：
从夏初以来，周一直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渭北平原的农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周人的居住地也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由游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周部族首领公刘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扩大耕地，整治农田，很快就将周部族发展成为一个富庶兴旺之邦。接着他使用武力，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周道之兴自此始”。
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远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后来演变为周字。
在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为商王朝西部的大邦。《国语》载：“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古公亶父之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
季历之时，商周关系开始密切，《后汉书?西羌传》载：古公亶父传位季历，季历不仅与商联姻，娶妻商室，还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成为商王朝在西方最为重要的一位方伯，所以季历在甲骨文中有时又称公季。周此时已是商朝属下一强大方国。
虽然关系密切，殷商却总是时刻提防著这股新生力量，周国、吴国也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家，特别是亲商的诸侯国。
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与商王的矛盾，日渐强大的周与日渐衰落的商开始相互猜疑，相互指责，进而相互征伐。最终，商王文丁为扼制周族势力发展，以保商朝地位不受威胁，杀了不再那么听话的季历，周商矛盾陡然加剧。
周文王继位后，周人势力进一步壮大，占据了关中平原。周、商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商王纣一度把周文王囚禁于羑里。周人以宝马、美女贿赂商纣，求得释放文王。[8]文王归国后，谋商之心并无松懈，增强周族实力，使周国附近一些部落归附。
另一方面进行武力扩张，根据《尚书》记载，周国首先讨伐西方犬戎及密须、等小国，以固后方，接着东伐耆国、又伐邘，最后伐崇国，深入到商朝势力范围。此时周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迁都于丰都，准备进取殷商。
从周王朝的起源记载可以看到的是，周朝与商朝之间的交流事实上应该远早于武乙时期，这也佐证了一点，在武丁时期的商朝，也有可能是从周朝手中得到驯马技术。
但是这一点的确切时间如何，还要等待更进一步的考古学的资料描述来加以对比。
……
而一种观点认为，用马驾车是驯化野马为家马的另一个原因，这可以殷墟发现的不少家马出土于车马坑来证实。
家马是人从野马驯化而成，车是人制作的工具，人把家马和车合二为一，是一个伟大的创造。马拉的战车带动了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殷墟发现的车马坑都是一车两马，两匹马拉车是商代的特征。
属于西周的沣西张家坡遗址出土了四匹马拉的车。当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纣王，在朝歌打败商王的军队，一举灭了商朝。“武王伐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在那场战争中，四匹马拉的战车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春秋开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马拉的战车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被称为“一乘”，当时已经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
战国后期，赵国的北方地区毗邻游牧部族，身穿窄袖短衣的游牧部族时常骑马纵横驰骋，开弓射箭，滋扰边境，对赵国形成极大的威胁。赵国的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在全国推广胡人的服饰，组建骑兵部队。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由此开始。新建的骑兵部队行动迅疾，灵活机动，先后战胜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族，拓展了赵国的版图。
这一改革还带动了各事力量的重组，史载燕国“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始皇最终横扫，统一中国，“骑万匹”加上“带甲百余万，车千乘”，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出现的马镫更加有利于骑马。那样，马除了用于作战外，开始成为交通工具，后来发展到妇女也可以骑乘。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展示了几位贵妇骑马踏春、悠闲自得的景象。
史书记载，秦人在秦襄公建立秦国之前，是一个以养马为主要职业的游牧部落。后来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养马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秦穆公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相马专家——伯乐。
伯乐对长期的相马经验进行总结，撰写了《相马经》，把马依照品种、体型和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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