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遂起而反抗，“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当官”。到宋神宗末年，“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
事势的展，恰好走向了统治者意愿的反面。
保甲的上番和教阅，既然是以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基础，并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这就决定了保甲不可能具备坚强的战斗能力。后来宋哲宗亲政时，章惇曾吹嘘熙宁时，保甲“教艺既成，更胜正兵”。曾布也说，“是的诸县引见保甲，事艺精熟”，“仕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及引对，所〔乘〕皆良马，鞍辔华楚，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
他们所说的即使是事实，也不过是反映某些官户和富家子弟，希望通过皇帝阅试武技，而得到入仕或升官的机会，并不能反映广大贫苦保丁的训练水平。
事实上，尽管保甲教阅多年，宋廷却从未将保甲当作正规军使用。元丰四年(1o81)，为进攻西夏，宋廷除大量调遣禁兵外，还令开封府和陕西“共选募义勇保甲万人”。但是，宦官王中正显然对选募保甲参战没有信心，“乞更不选拣义勇保甲一万人，很快得到批准。
在战争过程中，义勇保甲无非是担任“守城”，“慊役”，“辎重”，“馈运”等辅助性差使。总而言之，宋神宗君臣虽然对教阅保甲费尽心血，结果却并未对增强军力起多少作用，无异于画饼充饥。马端临说，“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于军实”，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
年幼的宋哲宗刚即位时，反变法派上台，废罢团教，虽规定仍然实行“冬教”，实际上也处于“弛废”状态，而广大乡村的保甲编制依旧保留。此外，还在保丁起义最盛的河北，“寄招保甲，填在京禁军阙额”，“虽短小一指”，身长不合格，“并许招刺”，还另外“增钱一千”。这是赵宋统治者传统的募兵弭盗政策。
待到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后，安惇上奏，建议恢复保甲教阅，而曾布却说：“然废罢已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致惊扰。”
他提出种种理由，主张缓行，实际上是害怕“惊扰”乡村，再次出现起义。后来保甲教阅毕竟恢复了。宋徽宗时，虽大事推崇其父“神考，，的“良法美意”，由于保甲教阅造成的骚扰。
崇宁年间，“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余牒遮枢密张康国马诉焉，故最终仍然无法将教阅制度维持下去。李纲后来说：“十余年来，降指挥以免教阅，其法遂废，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
关于北宋后期保甲军训的盛衰，正如马端临所说：“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自唐朝废除征兵制，推行募兵制后，北宋后期实行保甲军训，实为部分恢复征兵制之举。然而史实证明，恢复征兵制的企图是不成功的。
……
而在元明时期，卫所制度也可以说是保甲制度的一个表现。
明代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於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卫所制度先出自元朝时期。
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最早提出卫所。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
尽管如此，日久军户仍日渐减少，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因此後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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